2008年5月的最后一天，卡尔突然出现在我工作的布鲁斯学校的办公室。我感到很吃惊，他看上去非常疲倦。为了结婚登记，卡尔去做了血液检查。由于他是个肾移植者，又被要求做肾功能检查。“亲爱的，”卡尔对我说，“我的肾出了点儿毛病，就是13年前我弟弟移植给我的那个。”我们的婚礼原定在1个月后举行，现在，我们的生活完全乱了。我很悲痛，也很伤心。
此后，卡尔的状况越来越糟，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做手术，要么开始透析。透析可以延续他的生命，但花时间，又伤身体。卡尔选择了前者。卡尔的健康每况愈下，我们仍决定不推迟婚期，并开始为之筹划。毕竟我们在热恋中，没什么能改变这一切，卡尔的病情又加深了我们的关系。不过，医生建议我们取消意大利蜜月之行，因为卡尔不能离医院太远，以防病情加重；如果有捐献肾脏的，也便于及时移植。我们决定举行婚礼后在纽约待几天。由于身体衰弱，卡尔不得不停止工作。大夫把他列入需要肾移植名单之上，但也许要等上3年。每年有3万人要求肾移植，而可提供的肾只有百分之一。
另外有一个解决方法，就是靠亲属捐献，这对于卡尔家人来说是不现实的，他的寡母太老了，弟弟托尼已经捐了一个。最后，只得考虑采用没有亲缘关系的人捐献的肾。我暗想，如果可能，我想把自己的一个肾移植给卡尔。2008年7月4日，在家人和朋友的陪伴下，我们举行了婚礼，气氛相当好。可是，当我们告别亲友，钻入轿车，卡尔一下子瘫倒在后座上，他喃喃地说：“感谢上帝，我感到很累，我几乎不能挺过这个下午。”
我们这个夏天的蜜月既苦又甜，卡尔很坚强，很少抱怨病痛。我们尽情地享受，但是，他日益恶化的病情也为我们的爱情生活笼罩上阴影。我知道，这时卡尔更需要我不懈的爱。
也就在此时，一天，我早晨起床时，突然呕吐、腹痛不止，卡尔随即陪我赶到医院。医生确诊我是急性肝结节坏死，需要做肝移植手术，否则生命危在旦夕。
我需要肝移植，卡尔需要肾移植，上帝为什么对我们这样残酷？
我的母亲62岁，父亲71岁，他们已经超过捐肝的年龄。医院只能把我列入需要肝移植名单之上，但是，也许要等上5年，因为可提供的肝源比肾源更少。
卡尔告诉我，他想知道我的血型。以前，我没说想给他捐肾的事，但是，我知道他能猜到。现在，我也猜到他已决定捐肝给我。第二天，我们同时做了血型化验，竟然都是o型，我们俩拥抱在一起都哭了。
然而，卡尔的体质比较差，我几次劝说卡尔不要捐肝给我，但是，他说：“你不要我的肝，我就不要你的肾。”面对这样的答案，我无奈又感动。
下一步，就是检查我和卡尔的遗传物质是不是相配。医生警告说，不要抱太大希望，这种机遇是微小的……但是，我们仍然坚信：相爱必然相配。
终于，我在重病房接到医院护士的电话。通话完毕，我马上打电话给在家里的卡尔，我的手在颤抖：“亲爱的，护士告诉了化验结果，我们在遗传物质上非常匹配．”
不久，卡尔赶到医院“卡尔，我真不敢相信，医院已经同意我们的计划，也就是我捐肾给你，你捐肝给我，并称我们这是‘爱情行动’。”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我不敢相信，真是不可思议。”卡尔说。
随后的两周内，我们又做了一系列检查。医生告诉我，我们各自所捐的器官都很健康，手术后将会保持正常功能。
我们被推进手术室前，卡尔请护士先等一下：“我想吻一下我的妻子。”卡尔的嘴唇贴在我的嘴唇上，轻轻地说：“亲爱的，我爱你，你是我的英雄。”我也说：“我也爱你，你也是我的英雄。”
手术很成功，我们顺利地闯过恢复期。我与卡尔出院时，被移植进我体内的肝已经长到1100克，基本接近于正常人。卡尔也恢复了健康，我移植给卡尔的肾也恢复了正常功能。医生说，我们是真爱配体移植，与亲体移植一样排异很小，只需要服用两年的药。
又一个夏季来临时，我们那没有成行的意大利爱情之旅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