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梧桐树响着沙沙声，魏老追悼会上飘着细雨，人群里有个穿黑裙的女子突然倒下，哭声盖过哀乐，直冲上天，边上的人探头看她胸前别着的“于”字名牌，这不是魏家亲生的女儿。
1970年，三十二岁的魏宗万搬进那栋窄窄的筒子楼，刚推开门，房东的继女于虹就冷着脸站在那儿，八岁的小姑娘把行李箱往门缝里一塞，我不住这儿，母亲再嫁本来就不顺，现在还得跟个陌生人挤在发潮的阁楼里，她把憋着的气全摔在门上，砰的一声，走廊里回了好一阵子。
当电工的继父总在清晨五点钻进厨房，铝饭盒里比别人多一块酱肉，有次他蹲在煤炉前给继女编辫子，手指笨得像扳手，编出来的蝴蝶结歪歪扭扭，蹭着后颈，爸这个字卡在喉咙里五六年，直到某个发高烧的冬夜，于虹翻来覆去抖得厉害，摸到被窝里贴着一个人的体温。
后来她才知道，魏宗万每晚都偷偷把电褥子铺在她床底下，中学班主任曾私下问起她爸去哪儿了，那男人第二天就站在校门口，更显眼了，他是她后爸，放学路上总有人说些难听的话，他却把工具包往肩上一扛，虹丫头学习好，我这电工手艺，能供她念书。
追悼会散了，于虹从帆布包里掏出一本发黄的记账本，一页页翻着，数字密密麻麻，1975年4月买红糖，1982年9月交学费，2013年3月付心脏支架的钱，最后一页贴着个褪色的蝴蝶结，背面铅笔写的字被水洇得模糊了，给虹扎辫子第100次，这次没用发卡别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