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融
苏轼说：“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其弟苏辙也说：“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这与俗语所说的“不识字，不要紧；不识人，不可行”和《论语》所说的“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印证了同样的人生哲理。
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儒学之道，就是仁。仁者就是周公制定的礼乐；礼者所以分别不同人等上下长幼尊卑的等级；乐者所以和合不同人等上下长幼尊卑的秩序——这便构成人情的基本准则，而它的具体实施，则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从自己身边的人际关系做起。作为人生的本质，任何个人都是社会关系总和中的一分子，而所谓人际关系，就是与人相处，不仅与志同道合的人相处，更与不同层次的人相处。而所谓“人情”，便是人与人，尤其是与不同层次的人日常相处的情商。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就是要对别人好；“恕”，就是要原谅别人对自己的不好。只要不违反社会法纪、公序良俗，我不可看不惯任何人，包括看不惯自己的人。所谓“君子成人之美”而“不言人之不善”“言人之不善，其如后患何”是也。
《孟子》中反复讲到：“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即便如此，仍“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
在非原则的问题上，如果因为别人看不惯我、指责我而坚持“原则”与之争辩，那么，不仅是非越辩越糊涂，而且，事情会越闹越大到不可收拾。如李贽的为人处世，“尊己卑人”“其与人也好求其过而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无事生非，强词夺理，得理不饶人，自然到处树敌，连他的朋友见了他，也避之唯恐不及。
不通成人之美、与人为善的人情者，除李贽那样的极端之外，更多的表现为一肚皮学问却不识世俗人事的“书呆子”。比如乾嘉学派的许多专家，埋头书斋，皓首穷经，“学问”大得不得了，人情则近乎不通，甚至于亲友间的庆贺哀吊也一概视作“俗事”而摒绝！曾国藩“尝怪国朝大儒如戴东原、钱辛楣、段懋堂、王怀祖诸老，其小学训诂实能超越近古，直逼汉唐，而文章不能追寻古人深处……颇觉不解”。文章者，所以发抒性情，乾嘉学人不通人情如此，又怎么写得出感动人心的好文章呢？至于他们高大上的“学问”，因为“终日不出于轩序”“至弃百事不关于心”而徒“勉焉以模言语”，于真正的学问，实在也是欧阳修所说的“愈力愈勤而愈不至”的。对于这类不通人情的“学问”，我们“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高，盖护其短也”，这正反映了人情要求我们对不通人情的人和事也要讲人情的道理。但这样岂不成了乡愿？并不是的。因为，人情的成人之美是有原则的，即前面所讲的社会法纪、公序良俗；而乡愿的好好先生则是没有原则的。《论语·阳货》以“乡愿，德之贼也”。并不是因为它与德相反，而是因为它与德太相似了。正如“恶紫之夺朱”，并不是因为紫与朱的色彩如黑白般的截然不同，而是因为它们都倾向于红色。
此外，与不通人情有程度的不同一样，通人情也有火候的差别。《东坡志林》中讲到南朝的刘凝之、沈麟士均为人认所着屐，均随和地“予之”；后来认屐者均得其所失而送还之，刘坚辞不受，沈笑而受之——苏轼认为，“此虽小节”，却反映了人情火候上的差别，“人处世，当如麟士，不当如凝之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这一“天下归仁”的理想，使我想起少年时一个乡下的习俗。左邻右舍，平时难免为一些琐事磕磕碰碰而争得面红耳赤、势若水火，但任一家，偶尔因为过生日之类的“喜事”而下大肉面、包菜肉馄饨，在那饥荒的年代，那被视作难得的“美食”，则无论东家长西家短，必每家送上一碗共享，而决不关起门来吃“独食”。这，不正是“人处世，当如麟士”的“礼失而求诸野”吗？即“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的人情。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天下一切学问，皆赖通达人情才成其为真学问。
《解放日报》（2026-01-25 0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