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复兴
我五岁那年，生母去世。对于她，我竟然一点印象都没有。前些年，读到日本著名电影演员高峰秀子的自传——上小学的时候，我看过她主演的电影《二十四只眼睛》，印象很深，记得很清楚，是在大栅栏里的同乐电影院看的，便同时记住了她的名字——知道了她也是五岁那年生母去世。
在这本自传里，她甚至还清晰记得，当初离开家跟着继母在开往东京的火车上，自己的脖子上挂着一个胶木的奶嘴。同样是五岁，她的记忆为什么那么好，记得那么多的事情，而且记得如此须眉毕现？
这让我非常惭愧。老来之后，常会想母亲的样子，很想也能像高峰秀子一样，搜寻出胶木奶嘴一样的细节来。但是，没有，什么也没有，母亲的样子，总是模糊的。
很多时候，母亲的样子，是和姐姐模样重叠。其实，更多的是对姐姐的思念感情。因为姐姐就是在母亲去世的那一年，离开北京，只身去了内蒙古参加京包线的铁路建设，为帮助父亲挑起家庭生活的担子。那一年，姐姐才17岁。
1989年夏天，继母去世。那一年，我42岁。生母去世之后不久，她便来到我的身边，和我相依为命生活了三十七年。特别是父亲去世后，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和她一起度过了她生命的最后十五年，艰辛与共，相濡以沫，对她的了解和感情，比生母要多。
1989年底，我写了一篇《母亲》，写的就是继母。这篇长达两万多字的散文，发表在次年上海出版的《文汇月刊》第一期。1992年，被孙道临先生出任导演搬上电影银幕，郑振瑶演我的这位继母。
1994年，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散文集《情思小语》，书中收录了《母亲》一文。我将书寄给孙犁先生。没有想到，孙犁先生读完之后，给我写来一封鼓励有加的信：
复兴同志：
您的信来得快一些，我发信，是托人代投，有时耽误。
您的书，我逐字逐句读完第一辑，其他选读了几篇。在这本书中，无疑是《母亲》和《姐姐》写得最好。文章写得好，就能感动人；能感动人，也就是有真实的感受，就是有真实的体验。这本是浅显的道理，但能遵循的人，却不多，所以文学总是无有起色。
关于继母，我只听说过‘后娘不好当’这句老话，以及‘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这句不全面的话。您的生母逝世后，您父亲就‘回了一趟老家’。这完全是为了您和弟弟。到了老家经过和亲友们商议、物色，才找到一个既生过儿女、年岁又大的女人，这都是为了你们。如果是一个年轻的还能生育的女人，那情况就很可能相反了。所以，令尊当时的心情是痛苦的。
这篇文章，我一口气读完，并不断和我身边的人讲，他们有的看过电影。当年《文汇月刊》我是有的，但因很少看创作，忽略了。又不看电影。
现在有的作家，感受不多，感想并不少，都是空话，虚假的情节，虚假的感情，所以，我很少看作品了。谢谢您给了我一个机会，得读这样一篇好文章，并希望坚持写真实，不断产生能感人的文章。即祝暑安！
孙犁 七月四日上午
孙犁先生的这封信，对我很重要。因为1992年我写了一篇《姐姐》。母亲和姐姐都写过了，唯独没有写父亲。我很想写写父亲，却无从下笔。相比较母亲和姐姐而言，对于父亲，我是不大了解的。
孙犁先生在信中所说：“您的生母逝世后，您父亲就‘回了一趟老家’。这完全是为了您和弟弟……令尊当时的心情是痛苦的。”看到信的当时，只是感动，并未真正理解，更未深思，尤其是对于父亲“当时的心情是痛苦的”，没有认识到孙犁先生话中的含义。
对于世事的认知，对于世人的理解，哪怕是你觉得很亲近的家人，也囿于年龄而只是涉水未深，却自以为五湖阅尽。那时，我45岁，已经人到中年。
事过经年之后，特别是人老之后，孙犁先生所说的父亲“当时的心情是痛苦的”这句话，再次盘桓在心中之际，写写父亲的念头也再次涌出。
重新钩沉从小到大和父亲交往的点点滴滴，我发现，很多记忆，一直是处于沉睡状态的。
英国学者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说：“现在和过去之间的间隙被连接，并不只是由于现在的思想有能力思想过去，而且也由于过去的思想有能力在现在之中重新唤醒我们自己。”
除需要唤醒这些沉睡多年的回忆，还需要打捞不少已经失去的记忆。那些记忆，之所以失去，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还在于自己，自己对世事与人心、人性的认知。不仅仅在于记忆力的好坏，更在于思想和情感，很多失去的记忆，是自己思想和情感的筛子有意或无意地漏掉或回避的。
柯林伍德说的“过去的思想”的能力，就是对那种浅薄甚至错误思想的认知与清理的能力。因此，打捞失去的记忆，同唤醒沉睡的记忆，都是一种能力。
只有这种被重新唤醒和打捞的回忆，对于今天才具有价值与意义（太滑溜顺畅的回忆，只是温柔的抚摸，意义不大），也才能够将现在和过去之间的间隙连接起来。
这个重新唤醒和打捞的过程，需要自己能够勇敢去面对：面对父亲，面对时代，更面对自己的内心，特别是面对自己曾经的浅薄、懦弱、伤害、过失……这一切所缠裹形成的思想与情感。对于晚年的我，是痛苦的，也是有益的、值得做的事情。
当日子和我一起变老的时候，才让我和父亲有了一点点的接近，却是付出了几乎一辈子的代价，而父亲早已远逝多年。我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亲人之间，离得最近，却也有可能离得最远。
2015年夏天，我终于写出了《父亲》。这一年秋天，带着这个长达三万余字的初稿，我去美国看孩子，在清静的布卢明顿小城，2016年的春节期间，我将《父亲》修改完，发表在2017年的《人民文学》杂志上。
至此，《姐姐》《母亲》《父亲》，都写完了。无论人生，还是文学，对于我，敝帚自珍，以为是三篇重要的作品。从1989年到2016年，经过了27年，终于写完了，心里舒了一口气。这一年，正是我七十初度。
记得那年正月初七，最后改完《父亲》，关上手提电脑，走出房门，屋外大雪纷飞，漫天皆白，眼前一片迷蒙，恍惚中，不知此地何地，今夕何夕。
感谢中华书局的美意，除《姐姐》《母亲》《父亲》这三篇，意欲将这些年我写的关于家的零散文字集成一书。算一算，从最早写《母亲》的1989年，到最后一篇写孙子的《游泳记》的2023年，居然前后经过了三十四年。一本小书，一个作者所写的长长短短的文字，是和日子一起长大，完成在这样悠长的岁月里。对于我，这是绝无仅有的写了这样长时间的一本书。
过去常说家国情怀。这是我们中国人最讲究的，家和国是不可分开的。家的微观史，是国和民族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滴水，哪怕只是浅近甚至浑浊的一滴水，也可以辉映着蓝天白云和太阳的光辉。这本小书，便是这样的一滴水，这里不仅仅有几代人的亲情，更有这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才会让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家充满人生况味和世事沧桑，看到社会的动荡和时代的变迁。
所有的苦辣酸甜、聚散离合、跌宕起伏、生老病死，在我家这样，在你家也是如此，大同小异。相信读者朋友会在这本小书中，和我的家人邂逅，也会和你的家人、和你自己相逢。
便将这本小书取名为《家记》。这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名字，如同我们简单朴素的家一样。相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家记，即使你没有写出，也记在你的心里。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曾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