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形象一直留存在我记忆深处。早就想写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可担心我笨拙的笔不能表现父亲隐忍坚强之万一，勤劳慈爱之一斑。
父亲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兄弟三人，他最小。可由于不顾家的祖父长年混迹于国民党军队中，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二个哥哥都在战乱中死了，只剩下他和祖母相依为命，祖母的勤劳坚韧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小小年纪便能帮祖母分担家务，自食其力。等到稍大些，祖母担心他会步前两个儿子的后尘，那就一点生活希望都没有了，于是把父亲送到娘家弟弟（我舅爷爷，父亲舅舅）那里，让他跟舅舅学点手艺，舅舅懂点医术，长年在乡行医，父亲就跟在他后面背着药箱，有时拿着药包，走乡串村，不仅生活稳定，生命有了保障，也学了一些简单的药理知识。后来舅爷爷的生意越做越大，解放前夕竟在县城开了一家药店，父亲便被送到药店里，成了坐堂拿药的伙计。
解放初，舅爷爷响应国家号召，捐出了自己的药店和诊所，这样父亲成了地方国营药店的职工，后来药店规模不断扩大，成立了县医药公司，业务量也不断增大，父亲也越来越忙。据他后来说，公司扩张的那些年，他常常是工作到深夜，有时是日夜连轴转，由于生活没规律，特别是常常饿着肚子工作，要知道那个年代人人温饱都难解决，哪有多余的食物，也因此父亲早早落下胃病，可他从来也没对谁说过。
六十年代初，县公司在全县设三个分公司（当时叫药材站），以分担总公司的负担，主营中草药的收购和中西药的批发零售，父亲因为业务精熟，便被派往三个站轮流主管业务，从会计出纳到仓库主管，从中药材收购到西药批发等他都做，还是那么忙，那么毫无怨言。熟悉他的人没有不佩服他，不赞赏他的！
父亲性格直爽。只顾做事，说话直接，不管得不得罪人，因此也惹了许多麻烦，以致于“文革”被人暗算，加之家庭背景，被打成“反动右派分子”，遭到没完没了的批斗，自己遭罪不浅。我清楚地记得，那是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天我正在上课，只见几个小朋友朝窗外望去，嘴里还在小声说着什么，仿佛有叫我的名字，我不自觉地朝窗外望去，只见父亲胸前挂着大牌子，上面写着什么字，正朝往家里的方向走过来了，他好像看到了窗户眼前的我（我那时正坐在教室侧面的窗户边），赶紧低下头，我也不忍直视，低头伏在桌子上，眼泪不由自主的流淌下来。
到了晚上，他又陪着奶奶参加生产队里的批斗会，台上面对“红卫兵”小将的严厉批判，他始终昂着头，一言不发，同时尽力保护奶奶，直到这些人闹累了，也闹够了才散场。当然这些我都是后来听班上的同学说的。这样的场景在我小学阶段不知重复多少遍！
第二天，父亲跟往常一样，利用回家的间隙，帮奶奶干家务，帮母亲做农活。母亲那时身体不好，连生了我们姐弟四人后，干活力不从心，那时虽然还是大集体，但总不能拖大家的后腿，有时母亲跟不上大家的节奏了，就让父亲去顶一时半会儿，父亲毫不犹豫地接过下面的活。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就没有说过累，他总是说他还年轻，出点力干点活不算什么。要知道他那微薄的工资（打成右派后，工资降了二级，每月只有二十几元）可是全家人的依靠，而他自己总是省吃俭用，以致于身体越来越差。
在我们姐弟几人的记忆中，就不记得父亲发过脾气，甚至对我们没大声说过话。他总是把自已身体受到的折磨，内心受到的煎熬埋藏在心里，不让我们从他脸上看到。而他却常常为没能为家人带来幸福，为没能让两个姐姐接受多的教育而自责。
他对自己几近苛刻，而对于邻居和乡亲们的求助，他总是毫无保留义无反顾尽心尽力地帮助。我记得村里有位村民的儿子从小头上害有毒疮，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落下疮疤，（俗称癞痢头）家人为此揪心懊恼不已，得知父亲在药材公司上班，找上门来了，问父亲有没有什么特效药，父亲当时心里也没把握，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回到单位后，利用自己在医疗系统的人脉关系，联系了并咨询了很多医生，他们说，办法不是没有就是药难搞到，父亲说这些不用担心，只要有办法治弄到药的事就交给他了，在确定了药方后，他几次上省市的药材公司，终于配齐了药，经过一年多的治疗，彻底治愈了头上的顽疾，也治愈了孩子心里上的隐影，家长感激不已，几次三番要表示感谢，都被父亲婉言谢绝。
七八十年代，西药很紧俏，因此找父亲买西药——特别是青霉素一类的消炎药的人很多，其中不乏以前整他的人，只要是在原则和情理之中的事他从不拒绝，为此家人和一些关系亲近的人很不理解，说他怎么就不记仇，那么宽容善良，他一笑了之。他曾经跟我们说，在那个年代，有些人也是身不由己，特别是年轻人易冲动，做些过激的事情由可原，不必对过去的事耿耿于怀，让我们一切向前看。
唉，至今想想，我们离父亲要求的还差得远呢！
父亲如今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他的隐忍坚强宽厚仁慈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