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坐落在盘州市与普安县交界的一个偏僻山村，一条蜿蜒的小河成为盘州和普安两地的分界线，因此家乡得名“隔界河”。
20世纪70年代初，4岁左右的我当时刚记事，现在还依稀记得村里没有学校，为解决山里娃的上学问题，父亲作为村里少有的“文化人”，主动带领村民自力更生，建成了我们村的第一所“学校”。说是“学校”，其实只是具备了可供学习上学的基本功能。学校的外墙是村民就地取材用青石砌的，房顶的瓦是村民自行烧制，檩条椽子、毛坯门框和窗框是父亲从广西请木工师傅在我家院坝改制而成。父亲在经济负担特别重的情况下，请木工师傅在家吃住近一个月辛苦改制。后因实在没钱，没有制作课桌和凳子，就用毫不规则的木板搭在胡乱用青石块堆砌而成的石墩上，也没有水泥黏合，石墩摇摇晃晃，上课时“桌凳”倒塌是家常便饭。通常学生们聚精会神听课时“咣当”一声，大家匆忙从地上爬起来有条不紊地垒石墩、捡书本、搭“课桌”“板凳”，门和窗户均没有安装，夏天漏雨冬天漏风，这些都丝毫不影响上课秩序。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的学校五个年级俱全，当时共五位老师，一人负责一个班，每个班就是一个年级。老师们都是只有初中或小学文化的民办老师，尽管自身文化不高，但都很“全能”，同时教授语文和数学，而父亲便是学校的负责人。
儿时的我特别讨厌这个地方，木板拼接的黑板总能扬起大量的粉笔灰，相当刺鼻和眯眼，加之教室是泥巴地面，又无门窗遮挡，坑洼不平的地面刮风下雨时，雨水总裹挟着泥土夹杂着粉笔灰肆无忌惮地拍打在父亲瘦弱的脸上，父亲时常咳得喘不过气来，背上背着的我也跟着咳嗽不止。父亲就在这种“风来风扫地，雨来雨洒水”的简陋环境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坚守，一晃就是近40年，就这样一批又一批，一拨又一拨把大山里的孩子送出山沟沟……
那些年感觉冬天格外的冷，早上屋檐下总有些长短不一的凝钩，看上去晶莹剔透，漂亮而冻人，父亲用那件已有几个破洞的蓝色大衣把我裹得严严实实，走上熟悉的教学路上，生怕弄脏了母亲纳的白毛底鞋。一路上，同龄的小朋友们提着用坏了的铁锅、铝盆简易制作的“神器”，物尽其用来取暖。不知什么时候，父亲手中也多了一个“豪华”物件“灰笼”，外面是竹丝编织，里面安放一个泥土烧制成的灰钵，灰钵里放些未完全燃烧的木柴块。到学校后，父亲把我“安顿”在座位上，把我穿着母亲纳的白毛底鞋那双小脚放在“灰笼”上，然后是查看班上的小朋友有没有冻伤。
我喜欢读书，但我痛恨开学，因为开学的头一天凌晨，父亲指定会撇下我独自到12公里外的镇上背课本，沉重的大背篓会“侵占”父亲的肩膀和后背整整一天。直至傍晚，见到父亲时父亲脚上的解放鞋早已被汗水浸透，肩上有两个补巴的灰色衬衫粘贴着后背，花白的头发滚落出豆大的汗珠，浸湿着父亲脸上的皱纹、脖颈、前胸顺流而下，母亲心疼地叫我端来一盆热水给父亲泡脚。父亲汗干后，残留的汗渍在那件灰色的衬衫上弯弯扭扭画出大大小小的版块，好像只有粉笔才能将其归纳。
1988年，大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我们的小山村沸腾了，大伯伯、三叔、幺叔与父亲一起送大姐去贵阳读书。我童言无忌地问大伯伯：贵阳远很嘞，你们有钱不得嘛！惹得众人哄堂大笑。后来，四个老者东凑西凑，一起送家族的“骄傲”去了贵阳，这趟贵阳之行也成了叔伯们在村民中最为荣耀的谈资。每次我都能听到父亲讲“大十字”，虽然听不懂，但是我要默写的生字却由20个、25个、30个一直在递增，要求也越来越严，不明所以“大十字”到底有什么魔力，神奇的“大十字”已悄然成为我儿时最神往的地方……
长大后我终于明白，父亲在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大十字”看到了城市繁华、城乡反差巨大，切身感受教育对山乡孩子的重要。父亲在“大十字”的人生路口果断抉择，日复一日继续着他的使命……
去年6月，父亲病倒住院，我一直在他身旁陪护。带着万般不舍，父亲终究还是走了，他的坚守和执着却永远刻在了我心里。
文/ 杨顶
视觉/赵珊珊
编辑/邱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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