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九年夏天，我住进老街尽头那栋红砖筒子楼的第五层。隔壁住着杨清荷和她瘫痪在床的丈夫。她每天清晨五点半准时出门买豆浆，脚步声轻得像猫。那年我二十二岁，她三十岁。我们都以为日子会这样一直过下去，直到那个闷热的夜晚，她敲开了我的门。一段注定被街坊嚼舌根的孽缘就此开始，可谁又说得清，这到底是孽，还是命。
第一章 红砖筒子楼
我叫周明远，二十二岁那年从省城一所三流大专毕业，兜里揣着一千二百块钱，回到了老家望河市。望河市不算大，但也不算小，三四线之间晃荡着，城南的老工业区早就破败了，只有市中心那条江汉路还算热闹。我家住在城东的杨柳巷，巷子尽头是一栋六层高的红砖筒子楼，八十年代建的，外墙的红砖已经被风雨啃得坑坑洼洼，像一张长满麻子的老脸。
筒子楼没有电梯，楼道里永远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混合着各家各户飘出来的葱油味和廉价洗衣粉的气味。每一层的走廊都是通的，长长一条，左右两边各排着十几户人家，门对门，窗对窗，谁家吵架、谁家打孩子、谁家电视机声音开得太大，整层楼都听得清清楚楚。我家住在五楼，五零二，隔壁五零三住着杨清荷一家。
我回来那天是七月中旬，太阳毒得能把柏油路面晒出油来。我扛着行李箱爬上五楼，汗珠子顺着下巴滴在楼梯台阶上，砸出一个个深色的圆点。我妈早在门口等着了，一见我就把手里的蒲扇递过来，嘴里念叨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你爸去厂里办退休手续了，中午回来吃饭。”
我嗯了一声，拖着箱子进屋。屋子不大，两室一厅，客厅里摆着一台二十寸的老式彩电，电视柜旁边堆着我的旧课本和杂物，墙角的绿皮冰箱嗡嗡响着，像一只疲惫的老蜜蜂。我推开自己那间小屋的门，里头还是老样子，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窗户正对着隔壁杨清荷家的阳台。
阳台的晾衣架上挂着几件女式衣裳，还有几条小孩的裤子。我知道杨清荷有个儿子，叫小军，今年应该七八岁了，我走那年他才刚上小学。至于杨清荷的男人，我印象里好像一直病着，很少出门，偶尔在走廊上碰见，总是一副脸色蜡黄、走路都打晃的样子。
我把东西归置好，洗了把脸，坐在客厅的电风扇前面吹风。我妈端了碗绿豆汤过来，坐在我对面，絮絮叨叨地说着我不在的这两年街坊邻居的变化。谁家闺女嫁人了，谁家老人过世了，谁家买了新彩电，谁家下岗之后去南方打工了。说着说着，我妈压低了声音：“隔壁杨清荷她男人，情况不太好，好像是肝上的毛病，去年住院住了好几回，钱花了不少，也不知道能撑多久。”
我端着碗喝绿豆汤，没接话。对杨清荷，我其实说不上熟悉，她嫁过来的时候我才十五六岁，还是个整天在巷子里疯跑的毛头小子。只记得她长得白净，眉眼细细的，说话声音不大，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她男人叫陈建国，原来是纺织厂的机修工，后来厂子效益不好，他身体也垮了，就办了病退在家，靠着一点微薄的工资和低保过日子。
当天下午，我正躺在床上发呆，听见走廊里传来脚步声，然后隔壁的门开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说：“小军，作业写完了没有？写完去给你爸倒杯水。”声音温温软软的，带着一点本地口音的尾调，拖得长长的，像夏天的蝉鸣。我从床上坐起来，走到窗边，正好看见杨清荷从阳台上收衣服。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棉布裙子，头发用一根皮筋随意扎在脑后，脖颈细细白白的，在下午的阳光里泛着一层柔和的光。她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抬起头来往我这边看了一眼，我赶紧往旁边躲了躲，心跳莫名其妙快了两拍。
晚饭时候我爸回来了，喝了两杯散装白酒，红着脸跟我说：“明远，你也毕业了，工作的事你自己上点心，家里帮不上什么大忙。”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我爸在纺织厂干了一辈子钳工，退休金一个月不到两千块，我妈在社区当保洁员，一个月也就千把块钱。我们家在望河市属于最普通的那种家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吃饭穿衣不成问题，但要说给我安排工作、买房娶媳妇，那是想都别想。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跑人才市场，递简历，面试，碰壁。望河市的工作机会不多，好一点的企业就那么几家，要么嫌我学历低，要么嫌我没经验，谈来谈去都没什么结果。有天晚上我垂头丧气地从市区坐公交车回来，走到巷口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路灯昏昏黄黄的，照得地上的梧桐叶影影绰绰。我正要拐进楼洞，看见杨清荷从对面小卖部走出来，手里拎着一袋盐和一包挂面。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明远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回来半个月了。”我说。
“找工作呢？”她问。
“嗯，不太好找。”
她点了点头，没有多说，拎着东西往楼洞里走。我跟在她后面上楼，她走在前面，步子不快不慢，拖鞋踩在水泥台阶上发出轻微的啪嗒声。她穿了一条深色的七分裤，脚踝露在外面，细细的，白白净净的。楼道里的声控灯时好时坏，在某一层突然灭了，她停了一下，我也停了。黑暗里她的轮廓模模糊糊的，散发着一点淡淡的肥皂香。过了几秒灯又亮了，她继续往上走，到了五楼，她从口袋里摸钥匙开门，回头对我说了一句：“别着急，慢慢找，总能找到的。”
我点了点头，看她进了门，门关上之前我瞥见屋里的灯光漏出来，还有电视机的声音，一个小男孩在喊妈妈。我也回了自己家，关上门，靠在门板上站了一会儿，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那段时间我白天出去找工作，晚上就窝在家里看书或者看电视。隔壁的动静我渐渐熟悉起来——早晨五点半杨清荷准时出门买早点，脚步声轻而急促；六点钟她回来，接着是小军起床洗漱的动静；七点过一刻陈建国会咳嗽一阵，那咳嗽声沉闷而压抑，像是从胸腔深处硬挤出来的；白天大部分时候隔壁都很安静，只有偶尔电视机开着，播放一些午间剧场的连续剧。到了傍晚，杨清荷下班回来——她在城南一家小超市当收银员——然后做饭、辅导小军功课、给陈建国擦洗身体。她的一天被这些琐事填得满满的，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
八月初的一个周末，我爸妈去乡下喝喜酒，家里就我一个人。那天热得邪乎，楼下的知了叫得震天响，我实在闷得慌，就搬了把椅子坐到走廊上乘凉。走廊尽头有一扇窗户，偶尔能吹进来一点风，虽然也是热风，总比屋子里强。我正坐着发呆，隔壁的门开了，杨清荷端了一盆洗好的衣服出来晾。她看见我，笑了笑：“怎么坐外面了？屋里热吧。”
“嗯，闷得慌。”
她晾完衣服，没有立刻进去，站在走廊上用手扇了扇风。她那天穿了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下面是一条碎花裙子，头发披散着，发梢微微有些卷。她靠在走廊的栏杆上，望着楼下巷子里跑来跑去的小孩，忽然说了一句：“时间过得真快，你走那年小军才刚上学前班，现在都上二年级了。”
“是啊，”我说，“我记得我走那年冬天，陈哥的身体就不太好。”
她没接话，沉默了一会儿，脸上的表情淡淡的，看不出什么情绪。过了半晌她说：“他那个病，医生说就是拖着，也没什么好办法。”她说这话的口气平静极了，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只好嗯了一声。风从走廊尽头吹过来，带着楼下卖西瓜的小贩的吆喝声，还有远处铁路道口传来的火车汽笛声。我们两个人就这么并排站着，隔着两步的距离，谁也没再说话。过了几分钟，她转身进屋了，临走前说：“天热，别在外面坐太久，当心中暑。”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乱七八糟地想着找工作的事，想着未来该怎么办，想着自己二十二岁了还一事无成。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对面墙上，白惨惨的一片。隔壁传来陈建国的咳嗽声，一阵接一阵，咳得撕心裂肺的，然后听见杨清荷的声音低低地说着什么，听不清内容，但语调是温柔的、耐心的。我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忽然觉得心里有一块地方软了下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工作还是没有着落。我妈开始着急了，托这个托那个帮我打听，但望河市就这么大点地方，好岗位早被人占满了。有天下午我从一家广告公司面试出来——说是广告公司，其实就是个印名片和横幅的小作坊——老板让我回去等通知，我看他那敷衍的态度就知道没戏。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我没坐公交，一个人沿着马路慢慢往回走。
走到杨柳巷口的时候雨果然下来了，豆大的雨点砸在地上，扬起一股土腥味。我加快脚步往楼洞里跑，刚跑到楼道口，看见杨清荷也站在那里躲雨。她应该是刚从超市下班回来，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根黄瓜和一把葱。雨越下越大，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巷子里的积水很快没过了脚面。
“这雨来得真急。”她说，往里面挪了挪给我让出位置。
我站在她旁边，楼道口的风夹着雨丝扑进来，凉飕飕的。她站得离我很近，我能闻到她身上那种淡淡的洗衣粉味道，还有一点汗味，但并不难闻。她的胳膊擦着我的胳膊，皮肤凉凉的。我忽然觉得喉咙发紧，往旁边退了一小步。
“工作找得怎么样了？”她问。
“不好找，”我说，“到处碰壁。”
“你学的什么专业？”
“工商管理，专科，说白了什么都学了一点什么都不精。”
她笑了一下，眼睛弯弯的：“那你去超市应聘过没有？我们超市最近在招理货员，虽然工资不高，但总比闲着强。”
我心里一动，问她你们超市叫什么名字。她说叫万客隆，就在城南那条街上，坐三路公交能到。我说行，我去试试。雨小了一些，她撑开随身带的伞，跟我打了声招呼先走了。我站在楼道里看着她走进雨幕里，伞是淡蓝色的，在一片灰蒙蒙的雨中像一小片天空。
第二天我真的去万客隆应聘了，填了张表，跟超市的经理谈了十几分钟。经理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女人，姓刘，说话利索得很，问我能不能吃苦，我说能。她说那就明天来上班吧，工资一个月一千二，干得好有奖金，一个月休四天。我点头答应，心里总算踏实了一点。
上班第一天我被安排在粮油区，负责搬货、理货、给顾客称重。超市不大，但生意还不错，尤其是下午五六点那会儿，买东西的人挤来挤去的，我忙得一头汗。正搬着一袋大米往货架上码，余光扫到收银台那边，杨清荷穿着一件红色的工作马甲坐在那里扫码收钱，动作麻利得很，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她偶尔抬起头来往粮油区这边看一眼，看见我在忙，冲我点了点头。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们坐在超市后面的员工休息室里吃盒饭。她坐在我对面，把饭盒里的青椒炒肉夹了两块到我碗里，说：“你小伙子正在长身体，多吃点肉。”我有点不好意思，但也没推辞。她说她在这家超市干了快四年了，工资涨过两次，虽然不多，但好在离家近，方便照顾家里。
我问她陈哥的病怎么样。她扒了一口饭，慢吞吞地嚼了咽下去，然后说：“就那样，时好时坏的。上个月又去了一趟市医院，大夫说肝硬化，已经是中期了，让注意饮食，不能劳累。”她的语气还是那种淡淡的，但我看见她拿筷子的手微微紧了紧。
“那医药费……”我试探着问。
“有医保，能报销一部分，”她说，“剩下的慢慢想办法吧，日子总得过。”
吃完饭我们各自回到岗位上。下午超市里人少了一些，我站在货架边上整理东西，脑子里一直转着她那句话——“日子总得过”。是啊，日子总得过，对她是这样，对我也是。
## 第二章 隔壁的声音
在超市上班的日子慢慢规律起来。我每天早晨七点出门，步行到公交站，坐三路车四站地到万客隆，换上工作马甲就开始一天的忙活。下午五点半下班，有时候杨清荷比我晚半个钟头，我就先走。我们之间的关系维持在同事加上邻居这个层面上，她比我大八岁，又是有家庭的人，我知道分寸。
但有些东西不是你想控制就能控制的。大概是九月中旬的一天夜里，我又被隔壁陈建国的咳嗽声吵醒了。那咳嗽比之前更厉害，一声接一声，带着一种空空的回响，像是破风箱被拉来拉去。我翻了个身想继续睡，却听见隔壁传来杨清荷的声音，比平时高了一些：“建国，建国你没事吧？你喝口水……”
然后是玻璃杯放在床头柜上的声音，陈建国含糊不清的说了句什么，接着又是咳嗽。我躺在床上，耳朵不受控制地捕捉着隔壁的每一个声响。那堵墙其实很薄，薄到我能听见那边电视机的频道声、小军写作业时铅笔的沙沙声、甚至杨清荷偶尔哼几句歌的声音。平日里这些声音混在背景里，我不怎么在意，但此刻在深夜里，它们变得格外清晰。
后来咳嗽声终于平息了，隔壁陷入安静。但我睡不着了，睁着眼睛望着窗外的一小片夜空。月亮被云遮住了大半，只露出毛茸茸的一圈光晕。我想起杨清荷白天在超市的样子——她总是笑着的，跟顾客说话轻声细语的，跟同事也能聊上几句玩笑话。可她回到家，关上那扇门，面对的是一个久病的丈夫、一个需要抚养的孩子，还有永远算不清楚的柴米油盐。她累不累？她有没有在夜里一个人偷偷掉过眼泪？我胡思乱想着，直到天亮才迷迷糊糊睡过去。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特意观察了她一下。她坐在收银台后面，脸上化了淡妆，嘴唇涂了一点口红，看上去和平常没什么两样。但仔细看的话，眼底下有一点青黑，笑容也不太到眼底。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跟她坐一张桌子，她吃得很慢，筷子夹着米饭一粒一粒往嘴里送。我忍不住说：“昨晚没睡好吧？我听见陈哥又咳嗽了。”
她抬起头来看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点意外，随即笑了笑：“吵到你了吧？他这段时间晚上咳得厉害，我打算过几天再带他去医院看看。”她顿了顿，又说：“其实也没什么，都习惯了。你晚上睡觉把窗户关紧一点，声音能小些。”
我说没事，我不怕吵。她没再说什么，低头继续吃饭。那一刻我忽然特别想跟她说点什么安慰的话，但话到嘴边又觉得说什么都不合适。她是个要强的人，从不在外人面前抱怨什么，我若说得太多反而显得唐突。
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十月初的时候望河市开始降温了，路边的梧桐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掉。超市里开始上冬天的货品，保暖内衣啊、暖手宝啊、火锅底料啊，堆得货架满满当当。我每天搬上搬下，胳膊上的肌肉结实了不少。
有一天傍晚下班，我坐公交回到家，走到五楼走廊的时候看见杨清荷家的门虚掩着，里面传出说话声。我本来没想听，但走到自家门口掏钥匙的时候，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从隔壁传出来：“……我跟你嫂子商量过了，钱是能借给你们，但你知道的，小辉明年要上大学，我们手头也不宽裕……”
然后是杨清荷的声音：“哥，我知道，我跟建国实在是没办法了，大夫说要住院，押金就得先交五千……”
“五千不是小数目啊清荷，”那个男人说，“你要不再想想别的办法？我跟你嫂子凑个两千给你，剩下的你自己再想想辙。”
杨清荷说了声谢谢哥，声音里带着一点哽咽，但很快就压下去了。我站在自家门口，钥匙插在锁孔里，半天没拧动。过了几分钟隔壁的门开了，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走出来，穿着灰色的夹克衫，脸色不太好看。他看见我站在门口，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然后匆匆下楼去了。
我推门进屋，心里堵得慌。五千块钱，对有些人来说不过是一顿饭钱，但对杨清荷来说却要去求自己的哥哥，还只借到了两千。我坐在床边发了会儿呆，想着自己工资卡里存的一千多块钱，那是我上班这两个月攒下来的。我想帮帮她，但以什么身份？我一个二十二岁的大小伙子，给隔壁有夫之妇借钱，传出去像什么话。
那几天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干活的时候走神，搬货的时候差点把一箱方便面摔在地上。刘经理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晚上没睡好。杨清荷那边倒是看不出什么异样，照常上班下班，照常笑着跟人打招呼，只是我注意到她中午只吃一个馒头就着一包榨菜，连食堂两块钱一份的素菜都不打了。
我终于没忍住。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超市里没什么人，我走到收银台前，装作看收银台旁边货架上的口香糖，压低声音对她说：“杨姐，我这几个月攒了一点钱，不多，两千块，你要是急用的话先拿去吧。”
她正在清点抽屉里的零钱，听见我的话手顿了一下，抬起头看我，眼神里又惊讶又复杂。她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说：“明远，你……”
“我不是别的意思，”我赶紧说，“就是听说陈哥要住院，你肯定用钱的地方多。你什么时候手头宽裕了再还我就行，我不急。”
她的眼眶忽然红了，但硬是没让眼泪掉下来。她低下头假装数钱，过了一会儿才说：“那谢谢你，明远，我……我会尽快还你的。”她的声音轻轻的，有点沙哑。
那天晚上我回家之后，没过多久听见隔壁有敲门声，然后门开了，杨清荷的声音在门口说：“明远？你出来一下。”我推门出去，看见她站在走廊里，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说：“这个你拿着。”我接过来一看，里面是钱。
“姐，我说了不急……”
“不是还钱，”她打断我，“这是借条。我写了个条子，上面写了借钱的事，还有什么时候还。你收好，亲兄弟还明算账呢，咱们更不能糊涂。”
我低头看着借条，上面是她娟秀的字迹，工工整整地写着借款金额和还款日期，末尾签了她的名字，杨清荷。我攥着借条，心里又酸又软，想说点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她冲我笑了笑，转身回屋了，门关上之前丢下一句：“早点睡，明天还要上班。”
那天晚上隔壁的咳嗽声小了一些，也许是因为陈建国终于住进了医院，也许是因为我自己的心境变了。我躺在床上，手里还攥着那张借条，纸面上仿佛还带着她手指的温度。我知道事情正在往我控制不了的方向滑过去，可我那时候年轻，年轻到觉得一切都是可以解决的，年轻到不明白有些雷踩上去就会炸。
## 第三章 医院与月光
陈建国住进了市人民医院的肝病科，杨清荷请了一周的假在医院陪护。小军被送到了她娘家那边的外婆家，隔壁一下子安静下来，安静得让我有点不习惯。每天上下班路过她家门口的时候，我都会下意识地慢下脚步，看见门上贴着的那张褪了色的福字，风一吹就翘起一个角，哗啦哗啦的。
我没有去医院看陈建国。一来我跟他不熟，去了也不知道说什么；二来医院那种地方总让人心里发沉，我这个人最怕看见病人躺在床上的样子，那些管子啊瓶子啊监护仪啊，看一眼就觉得喘不上气。所以我只是在下班后给杨清荷发了一条短信，问她陈哥情况怎么样。过了很久她才回我四个字：还算稳定。
到了第十天，陈建国出院了，据说是因为费用太高，住了十天就花了好几千，医保报销完之后自己还得掏将近两千。杨清荷把他接回家那天，我在走廊上碰见了。陈建国瘦了一大圈，脸颊凹陷下去，颧骨高高的支出来，整个人像一棵被抽干了水分的树。他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外面罩了件灰色外套，走路的时候一只手扶着墙，另一只手被杨清荷搀着。
我站在旁边给他们让路，叫了一声陈哥。他停下来，抬起头看我，眼神浑浊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我来，然后咧开嘴笑了一下：“明远啊，长这么高了，我都认不出来了。”他说话的声音沙沙的，像是嗓子眼里糊了一层什么东西。
我说陈哥你好好养病，别的别多想。他点了点头，杨清荷冲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不让我多说了，然后扶着他慢慢走进屋里。门关上之后，我听见陈建国有气无力地说了句什么，杨清荷低声应着，然后是拖鞋在地板上走动的声音，倒水的声音，开电视的声音。一切又恢复了原样。
但那之后我明显地感觉到杨清荷的疲惫。她的眼圈总是乌青的，脸色苍白，嘴唇干得起皮。有时候在超市上班，她会突然晃一下神，扫码的时候扫了好几次都对不准。刘经理私底下跟我说：“清荷最近家里事多，你帮她多担待点，她那个人要强，从来不肯说自己累。”
我说我知道。从那以后我主动帮她分担一些活，她理货的时候我帮她看收银台，她搬重物的时候我抢过去搬，她实在撑不住趴在收银台上眯几分钟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站着，有顾客来了我就先招呼着。她不说什么谢谢的话，但看我的眼神一天比一天柔和。
十一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望河市下了第一场雪。雪不大，飘飘洒洒的，落在地上就化了，但气温一下降了好几度。我下班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楼道里冷飕飕的，声控灯又不亮了，我摸着黑往上走。走到五楼的时候听见隔壁传来低低的争吵声——说是争吵，其实更像是陈建国一个人在发脾气，声音闷闷的含混不清，我只隐约听见几句：“……我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拖累你拖累孩子……不如死了算了……”
然后是杨清荷的声音，压得很低，但语气又急又痛：“你胡说什么！你活着我跟小军才有家……你要是再说这种话，我……”
她说不下去了，我听见她吸鼻子的声音。我站在黑暗里，心跳得厉害，手扶着走廊的栏杆，冰凉冰凉的。那边安静了一会儿，然后陈建国开始低声哭起来，那种哭法不像是成年男人的哭，倒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呜呜咽咽的，听的人心里揪得慌。杨清荷大概把他抱住了，我听见她不停地说：“没事了没事了，我在呢，我在呢。”
我悄悄打开自家的门进去，关上门之后靠着门板站了许久。外面的雪还在下，窗户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雾气。我走到窗前往外看，楼下的路灯把飘落的雪花照得亮晶晶的，像无数细小的星星在坠落。我忽然特别想抽根烟，但我不抽烟，只好干站着，心里乱糟糟的一片。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杨清荷眼睛肿肿的，虽然她极力掩饰，但骗不了人。中午休息的时候我端了杯热水给她，她接过去说了声谢谢，然后捧着杯子发了好一阵呆。我坐在她旁边，憋了半天终于开口：“杨姐，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跟我说，别一个人扛着。”
她转过头来看我，眼睛里有水光，但嘴角努力往上弯着：“我没事，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过去了就好了。”她喝了一口水，然后又说：“明远，你是个好小伙子，以后谁嫁给你是她的福气。”
我被她这句话说得脸一热，赶紧低头扒饭。她笑了笑，也低头吃饭。那个中午的阳光从休息室的窗户照进来，暖融融的，照在她低垂的睫毛上，投下一小片阴影。我偷偷看了她一眼，心里那个不该有的念头又冒了出来，像草一样疯长，压都压不住。
元旦过后不久，陈建国的病情急转直下。他连床都下不了了，每天躺在床上，吃不下什么东西，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杨清荷又请了假，这次请的是长病假，超市那边虽然不太乐意但也只能准了。她每天在家里照顾陈建国，翻身、喂饭、擦洗、伺候大小便，忙得脚不沾地。有时候我晚上下班回来，能闻见走廊里飘着中药的味道，苦森森的，从她家门缝里渗出来。
我没有刻意去找她，但心里总是记挂着。有时候看见她家阳台上晾着的床单被套，我就知道她又洗了一大堆东西。有一次我在楼下碰见她倒垃圾，她穿着一件旧棉袄，头发胡乱扎着，整个人看起来疲惫不堪。她看见我，笑了一下，但那笑容像是一张薄薄的纸，一戳就破。
“陈哥好点没有？”我问。
“就那样，”她说，“昨天又吐了一回，吃的东西都吐出来了。大夫说让准备后事，我不信，我想着总还能再撑一段。”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有表情，眼珠子直直地望着前面，像是在看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站在她面前，第一次觉得语言是那么苍白的东西。我想伸手拍拍她的肩膀，但手抬到一半又放下来了。她也没看我，拎着空垃圾桶转身上楼去了。那背影瘦瘦小小的一团，裹在旧棉袄里，一步一步往上挪，像是背着一座山。
那个冬天望河市特别冷，冷得水管都冻裂了好几回。我每天早上去上班之前会特意听一下隔壁的动静，要是听见陈建国的咳嗽声或者杨清荷走动的脚步声，心里就踏实一些。要是太安静了，我就竖起耳朵仔细听，生怕听见什么不好的声音。
快过年的时候，我爸妈开始在阳台上挂腊肉和香肠，红彤彤的一排，看着喜庆。隔壁的阳台光秃秃的，只有几件洗得发白的衣裳在风里飘。我心里盘算着，等发工资了去超市买些年货给杨清荷家送一点，但又怕她觉得我多事。正犹豫着，事情就来了。
那是腊月二十三，小年。晚上我正陪我爸看新闻联播，忽然听见隔壁传来一声尖锐的哭喊——是杨清荷的声音，完全不像是她平时说话那种温温软软的调子，尖利得吓人。我腾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冲出家门，隔壁的门半开着，里面灯光大亮。我推门进去，看见杨清荷跪在卧室床边，抱着陈建国的一只手，哭得浑身发抖。床上的陈建国一动不动，脸色青灰，眼睛半睁着，已经没有气息了。
我站在卧室门口，脑子嗡的一声。屋子里很暖，暖气片发出轻微的嘶嘶声，床头柜上放着一杯还没喝完的水，电视开着，正在播一个喜剧小品，里面的人笑呵呵地说着俏皮话。这一切都和床上那个没有呼吸的人形成了一种荒诞的反差。杨清荷抱着那只瘦骨嶙峋的手，脸埋在床单里，哭声闷闷的，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
我走过去，不知道该做什么，只好在她旁边蹲下来，轻轻叫了一声：“杨姐。”她抬起头看我，满脸都是泪，眼睛红肿得厉害，嘴唇抖着，说不出话。她松开陈建国的手，那手落回床上，轻飘飘的像一片落叶。然后她忽然抱住了我，把脸埋在我肩膀上，整个人抖得像筛糠一样，呜咽声一声接一声。
我僵在那里，手悬在半空中，不知道是该推开她还是该回抱住她。她的身体那么瘦，瘦得我一低头就看见她后颈上突起的骨节。她哭了大概有两三分钟，然后慢慢松开我，用手背胡乱擦了擦脸，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明远，帮……帮我打个电话，打给我哥……还有殡仪馆……”
我站起来去客厅拿电话机，手指头抖得拨了好几次才拨对号码。电话接通之后我简单说了一下情况，那边她哥哥说马上过来。挂了电话我站在客厅里，环顾四周——屋子跟我想象的差不多，不大，收拾得倒还整洁，沙发上的碎花罩子洗得泛白了，茶几上摆着一个小军画的画，歪歪扭扭地画了一家三口，太阳是金黄色的，很大，占了半张纸。
那天晚上来的人不少，杨清荷的哥哥嫂子来了，几个邻居也来了，大家帮忙料理后事，打电话通知亲友，联系殡仪馆，找寿衣，布置灵堂。杨清荷从卧室出来之后就不怎么哭了，红着眼睛招呼来人，给他们倒茶递烟，哑着嗓子说“麻烦大家了”。她走到我面前的时候停了一下，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里面有感谢、有疲惫、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她轻轻说了句：“今天多谢你了，回去歇着吧。”
我点了点头，从她家出来，回到自己屋里。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耳边一直回响着杨清荷的哭声，还有我肩膀上残留的她的泪水的温度。我翻了个身，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忽然觉得这个冬天漫长得没有尽头。
## 第四章 送别与暗涌
陈建国的葬礼在腊月二十六，望河市的公墓在城北的小山坡上，那天又下了一场雪，把墓碑和松柏都盖上了一层白。葬礼来的人不多，他家亲戚本来就不多，加上街坊邻居总共也就三十来号人。杨清荷穿着黑衣黑裤，头上别了一朵白花，站在灵前给人回礼。小军被外婆拉着，懵懵懂懂的，还不大明白死亡意味着什么，只是看见妈妈哭也跟着哇哇哭。
我站在人群后面，看着杨清荷的背影。她站得直直的，脊梁挺着，像是用什么东西撑住了自己。司仪念悼词的时候她没哭，亲戚上来跟遗体告别的时候她也没哭，等到最后棺材盖合上的那一刻，她忽然浑身一颤，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大颗大颗地砸在地上，但她没有出声，嘴唇抿得死紧，只从喉咙里发出一点点呜咽。
那时候我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真想过去扶她一把，但她的哥哥嫂子在旁边围着，轮不到我。我只好远远地看着，心里发涩。葬礼结束后大家往山下走，雪还在飘，落在肩膀上冰凉冰凉的。杨清荷被两个人搀着走在前面，步子软软的，像是随时会倒下去。我走在后面，看着她的背影在雪雾里越来越模糊，心里忽然涌上来一股说不清的冲动——我想照顾她，想替她扛着那些重担，想让她不用再一个人硬撑。这个念头太强烈了，强烈到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接下来是头七、三七、五七，每一个日子都要祭拜，杨清荷一样没落下。我每天下班回来还是能闻到隔壁飘出来的香烛味，淡淡的，带着一点呛人的苦涩。走廊上碰到她，她比之前更瘦了，下巴尖尖的，眼窝深陷进去，但精神还好，见了我还是笑，虽然那笑容比以前短了很多。
“明远，借条的事你别担心，”有一天她叫住我，“我过完年就回去上班，工资能慢慢还你。”
“我说了不急，”我看着她，“杨姐，你要注意身体，别太累着。”
她点了点头，低头笑了笑，然后转身进屋。门关上的那一刻，我看见她用手背飞快地擦了一下眼角。
日子一天天过去，冬去春来。二月底的时候望河市开始回暖，路边的行道树冒出了嫩芽，巷子口的迎春花开了黄澄澄的一片。杨清荷回了万客隆上班，我也还在那里干，我们又开始每天在同一个屋檐下忙碌。表面上一切如常，可有些事情已经在悄悄发生变化。
我不知道她是哪个瞬间先动的念头，也许是在某个我帮她搬完货她看着我笑的瞬间，也许是在某个傍晚下班我们一起走到公交站台的路上，也许更早，早到那个我借她钱的夜晚她写下借条的时候。总之到了春天，我能感觉到她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多了一些什么，柔柔的、暖暖的，带着一点小心翼翼的试探。
三月初的一个周末，我爸妈去我姑姑家走亲戚，要住两天，家里又剩我一个人。那天傍晚我正在屋里看电视，忽然听见轻轻的敲门声。我打开门，杨清荷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饺子。“今天小军被他外婆接走了，我一个人包了饺子，多了吃不完，给你送一碗来。”她说。
我接过来，碗壁烫手，冒着白汽。我说杨姐你进来坐吧，她犹豫了一下，迈步进来了。她第一次进我们家，四下看了看，夸我妈把屋子收拾得干净。我让她坐在沙发上，去厨房拿了双筷子给她，她说吃过了，让我赶紧趁热吃。我坐在茶几旁边吃饺子，她坐在沙发上，两个人中间隔着一盏落地灯，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小，播着一部家庭伦理剧。
“你爸妈不在家？”她问。
“去我姑姑家了，明天回来。”
“那你一个人也怪冷清的，”她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跟姐说。”
我嚼着饺子，嘴里嗯了一声。韭菜猪肉馅的，香得很。我埋头吃了大半碗，抬起头来看见她正看着我，目光跟我的撞在一起，她飞快地移开了，脸上有一点微红。空气忽然变得有点黏稠，我放下碗，擦了擦嘴，说：“饺子真好吃。”
她站起来，说那我回去了，碗你明天给我就行。我送她到门口，她拉开门，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没说，只是笑了一下，然后回了隔壁。我关上门，靠在门上，心脏扑通扑通跳得厉害，脸颊发烫。那碗饺子的热气仿佛还蒸在我的脸上。
又过了半个月，有一天晚上我加班到快八点才回来，走到五楼的时候走廊的灯坏了，黑漆漆的。我摸着墙往前走，忽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差点摔倒。一只手从旁边伸过来扶住了我的胳膊——是杨清荷。她大概也是刚回来，正站在家门口掏钥匙。
“小心点，”她说，声音在黑暗里显得格外近，“灯坏了两天了，物业也没来修。”
我站直了身体，她的那只手还扶着我的胳膊，没有松开。黑暗里我听见她的呼吸声，浅浅的，均匀的，像潮汐。我的手在身侧动了动，碰到了她的手背，凉凉的滑滑的。她忽然往我这边靠了一步，我闻见她头发上的味道，清清爽爽的，像是刚洗过澡。
“明远……”她叫了我一声，声音轻得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嗯？”我的嗓子有点发紧。
她沉默了，在黑暗里站了好几秒，然后松开了我的胳膊，退后半步，钥匙在锁孔里转动，咔哒一声，门开了，屋里漏出来的灯光照亮了她半边脸。她侧过脸来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太多我说不清的东西，然后她进了屋，门轻轻合上了。
我站在黑暗里半天没动，耳边是自己擂鼓一样的心跳声。那天晚上我做了一夜的梦，梦里全是她的影子，她洗衣服的样子，她收银的样子，她端着饺子站在门口的样子，她在黑暗里扶着我胳膊时手心的温度。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我望着天花板，心里清清楚楚地意识到了一件事——我喜欢上她了，不是邻居的那种喜欢，不是同事的那种喜欢，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那种喜欢，是哪怕她大我八岁、哪怕她是个寡妇、哪怕街坊邻居的唾沫能淹死人的那种喜欢。
可喜欢又能怎么样呢？我躺在床上苦笑。她才刚刚失去丈夫，小军才那么小，整个杨柳巷的人都盯着她看，若是有半点风吹草动，不定传出什么难听的话来。而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身份差距，哪一样不是实打实的障碍？我二十二岁，一无所有，在一家小超市当理货员；她三十岁，带着孩子，刚刚丧偶。这样的两个人要是走到一起，在望河市这种三四线小城，够别人嚼一辈子舌根的。
但理智归理智，感情归感情。那之后我再见她的时候，心境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我帮她是出于同情和一点说不清的怜惜，现在我帮她的时候心里多了一丝甜蜜和忐忑。我给她买过几次早饭，知道她喜欢吃豆浆配油条，于是每天上班之前我特意拐到巷口那家早点铺多买一份，放在她工位上。她一开始还推辞，后来便默许了，看见那份早餐会冲我笑一笑，笑得我心里暖融融的。
超市里的同事也开始注意到什么了。有一次收银台旁边的王姐半开玩笑地说：“哟，明远，对你们杨姐这么好，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啊？”我被她问得面红耳赤，支支吾吾说不出来话。杨清荷在旁边听见了，面不改色地说：“王姐你瞎说什么，明远跟我弟弟一样。”她这话说得滴水不漏，可我看见她垂下去的眼睫毛微微颤了一下。
弟弟。我把这两个字在心里翻来覆去嚼了好几遍，又酸又涩。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跟她没有一点关系，就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那样追她反倒简单了。偏偏我们之间隔着这么多层——邻居、同事、她亡夫生前见过的人、她儿子叫过哥哥的人。这些身份像一道道绳子捆住我，让我往前迈不出步子。
三月底的一天下午，超市里没什么顾客，我站在粮油区擦货架上的灰。杨清荷端着一杯水走过来，递给我说：“累了吧，喝口水。”我接过来喝了一口，她站在我旁边没有走，手指头无意识地抠着收银台的边沿。
“明远，”她忽然开口，声音很低，“你……有没有想过以后的事？”
我心里咯噔一下，转过身看她：“什么以后的事？”
“就是……”她咬了咬嘴唇，“你也不小了，有没有想过找个对象，安个家什么的？”
我盯着她看了两秒，然后说：“有想过，可是还没碰到合适的人。”
她没接话，沉默了几秒钟，声音更低了：“那……你觉得姐怎么样？”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地面，耳根红透了，手指头绞着工作马甲的边边。我举着水杯的手僵在半空，脑子里像有几百只蜜蜂在飞，嗡嗡嗡嗡的。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找回自己的声音，涩涩的：“杨姐，你认真的？”
她抬起头来看我，眼眶里有一点水光，但表情是平静的：“我知道自己比你大，还带着小军，我不配。你要是觉得为难，就当姐没说过这话。”她说完转身就要走，我一把拉住了她的手腕。她停下来，身体微微颤着。
我看着她的侧脸，看着她细细的脖颈和微微起伏的肩膀，心里那个一直压着的念头终于冲破了闸门。我说：“杨姐，你看着我。”她慢慢转过身来看我，眼睛里有期待有不安有惶恐。我说：“我不是那种会因为别人说闲话就打退堂鼓的人。你要是愿意，我……”
“别说了，”她打断我，把手从我手里抽回去，声音抖得厉害，“外面有人来了，晚上再说吧。”她转身快步走回收银台，脸上努力挂起职业性的微笑，冲进门的顾客说欢迎光临。我站在粮油区，手里还捏着她给我的那杯水，水已经凉了，可我的掌心滚烫滚烫的。
那天晚上下班我没有先走，在超市后门等她。天已经黑了，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她走出来看见我，脚步顿了一下，然后慢慢走到我面前。我们面对面站着，中间隔着半步的距离。
“下午说的，”我先开口，“你当我是一时冲动也好，还是同情你也好。反正我说的都是实话。”
她低着头，半天没作声。风吹过来，把她额前的碎发吹乱了。过了好久她才说：“明远，你不是一时冲动，我也不是。可是你要想清楚，我今年三十了，还带个孩子，家里条件也不好。你才二十二，刚出社会，以后的路还长得很，跟我在一起，你图什么？”
“我不图什么，”我说，“我就是想对你好。”
她抬起头看我，路灯的光照在她眼睛里，亮晶晶的。她忽然笑了，那笑容跟以前都不一样，是真正舒展开了的那种笑，眼角有几道细细的纹路，但在那灯光里好看得不得了。她伸出手来碰了碰我的手背，轻轻地说：“那咱们慢慢来，好不好？别急，别让旁人看出来，我不想听那些难听话。”
我点了点头，手指头蜷起来握住了她的指尖。她的手凉凉的，软软的，在我掌心里像一只小小的雀。街上的风还在吹，远处的夜市传来零零散散的吆喝声，我们两个站在超市后门外的阴影里，谁都没再说话，就那么握着彼此的手，像是握住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 第五章 暗地里的花
我和杨清荷的关系像是一株种在暗处的花，不见光，却拼命地生长。白天在超市我们尽量保持正常，说话做事跟以前一样，偶尔眼神交汇一下，飞快地错开。王姐她们还是爱开玩笑，但笑过也就过了，没人真的往那方面想——毕竟年龄差距摆在那里，谁会怀疑一个二十二岁的毛头小子跟三十岁的寡妇有什么呢？
真正属于我们的时间是傍晚下班后。三路公交车上我们从来不坐在一起，我坐前面她坐后面，到了杨柳巷站下车，一前一后地走，隔着一二十步的距离。等进了楼洞上了楼，确认走廊上没人的时候，她才会在自家门口站住，等我走近了，飞快地跟我说几句话，或者递给我一个剥好的橘子，或者告诉我明天降温多穿件衣裳。
这种偷偷摸摸的感觉让我既紧张又甜蜜。我活了二十二年，从来没谈过恋爱——大专那几年倒是暗恋过一个同班的女生，但人家嫌我家里条件不好，跟班里另一个男生好了。如今第一次尝到被人惦记的滋味，竟是在这样一种见不得光的状态下，想想也是荒唐。
四月初的一个周末，小军被他外婆接去了，杨清荷给我发了条短信，说晚饭她做，让我过去吃。我跟我妈说去同学家玩，然后趁他们不注意溜了出去。敲隔壁门的时候心跳得厉害，生怕被谁看见。门开了，杨清荷穿着一条家常的碎花裙子，外面系着围裙，头发用发卡别起来，露出一截白净的后颈。她侧身让我进屋，我进去之后她探出头往走廊两边看了看，然后轻轻把门关上。
那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地进她家坐客。上一次来是陈建国去世那天，乱七八糟的什么都顾不上看，这回才算看清了。屋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净整齐，客厅的墙上挂着小军的几张奖状，还有一个相框，里面是陈建国的一张黑白照片，是那种遗像用的标准照，但放得小小的，嵌在角落的柜子上，不那么显眼。沙发上的碎花罩子洗得发白，茶几上铺着块淡蓝色的桌布，上面放着一盘切好的苹果。
“你先坐，饭马上就好，”她说，“今天做了你爱吃的红烧排骨。”
我坐在沙发上，有点不自在，手脚不知道往哪里放。厨房里传来炒菜的声音，滋滋啦啦的，香气飘出来，混着油烟的烟火气。我站起来走到厨房门口看她做饭，她背对着我，围裙带子系在腰上，勒出一道细细的腰线。她盛菜的时候回了一下头，看见我站在门口，笑了：“看什么呢？去坐着等，别在这儿碍手碍脚的。”
“我就看看。”我说着但没动，靠在门框上看她。她弯下腰把菜端出来，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闻见她身上的味道，油烟味混着一点花露水的清香。她把菜放在餐桌上，摆好碗筷，然后解下围裙挂在墙上的钩子上，转过身来对我说：“吃饭吧。”
那天晚上我们面对面坐着吃了一顿饭。红烧排骨、清炒小白菜、一碗紫菜蛋花汤，简简单单的家常菜，但每一口我都吃得格外香。她给我夹排骨，我不停地说够了够了，她还是往我碗里堆。吃饭的时候我们聊了很多——聊她小时候的事，她娘家在望河市下面的一个镇上，上面两个哥哥，她是老小，家里虽然不富裕但也算过得去；聊她跟陈建国是怎么认识的，纺织厂的同事介绍的，那时候她才二十一岁，什么都不懂，觉得对方老实本分就嫁了；聊小军的成长，说那孩子性格像她，闷葫芦一个，心思重，不爱说话。
“小军知道你跟他的事吗？”我忽然问了一句。
她愣了一下，筷子停在半空：“他才多大，我不打算跟他说。以后再说吧。”
“以后是什么时候？”
她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有些复杂：“明远，咱们说好了慢慢来，你别急。小军刚没了爸，我得顾着他的感受。”
我点了点头，心里虽然有些失落，但知道她说得有道理。吃完饭我帮着她刷碗，她站在我旁边接我洗好的碗，用干布擦干净放进碗柜里。水龙头哗哗地流着，我们两个人的手在水花里偶尔碰在一起，凉凉的，痒痒的。那一刻我觉得特别安宁，就像我们已经是过了一辈子的夫妻那样自然。
洗完碗她又给我削了个梨，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她坐在我旁边，离得不远不近，我能感觉到她身体散发的热气。电视里播着一档相亲节目，男男女女在台上你来我往地说话，看得人眼花。她忽然把头靠在了我的肩膀上，动作轻得像一片羽毛落下来。我整个人僵了一下，然后慢慢放松，伸出一只手揽住了她的肩膀。她的身体软软的，温温的，偎在我怀里，头发蹭着我的下巴，带着洗发水的香气。
我们就那么靠着坐了很久，电视开着但谁也没看进去。窗外天已经全黑了，楼下的巷子里传来几声狗叫，远处有火车经过的汽笛声。她在我怀里轻轻地说：“明远，我有时候觉得像在做梦。我这样一个女人，还能有人对我好。”
我把她搂紧了一点，下巴搁在她头顶上说：“别瞎想，我对你好是应该的。”
她没说话，只是把脸埋在我胸口，手指头揪着我的衣角，揪得紧紧的。我低下头，嘴唇碰了碰她的发顶，心里满满当当的，像被什么柔软的东西填满了。
从那天开始，我们的关系往前迈了一大步。每逢小军去外婆家或者上学不在的时候，我就会溜过去跟她一起吃饭、看电视、说说话。有时候什么也不干，就靠在一起发呆，听窗外的风声和远处的车声。我贪恋那种安宁，贪恋她靠在我怀里的重量，贪恋她偶尔抬起头来看我的那种眼神，柔和得像三月的春风。
但这种偷来的幸福终究是悬在半空中的，随时可能坠落。我每天回家面对我妈的时候都提心吊胆的，生怕被她看出什么端倪。好在我妈这个人粗枝大叶，整天忙着上班买菜做饭，对我的事不太过问。倒是我爸有一回吃饭的时候忽然说了一句：“明远，你最近好像挺高兴的，是不是处对象了？”
我差点被一口饭呛住，赶紧说没有，就是工作顺利了些。我爸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但我心虚得很，草草扒完饭就回了自己屋。
真正让我心惊胆战的是五月初的一个傍晚。那天我下班回来，刚走到五楼走廊，就看见我家门口站着一个中年女人——是我妈的一个老姐妹，姓赵，住在隔壁单元的六楼，外号赵快嘴，整栋筒子楼里她要是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爱传闲话。她正跟我妈站在门口说话，看见我上来，笑着打招呼：“明远下班啦？越长越精神了。”
我应了一声，掏钥匙开门。她跟我妈又说了两句，走了。我进屋之后我妈跟进来，压低了声音跟我说：“刚才你赵婶说，前两天下晚班回来，看见隔壁杨清荷家门口站着个男的，好像是你？”
我手里的钥匙差点掉在地上。我妈看着我，眼神半信半疑的：“她说她瞧见背影有点像你，我说不能够，你跟她家有什么来往的。到底是不是你？”
我喉咙发干，脑子飞快地转着：“不是，我那天晚上跟同事吃饭去了，回来得晚，可能她看岔了。”我妈将信将疑地哦了一声，转身去厨房做饭了。我站在屋里，后背上出了一层冷汗。赵快嘴看见了我站在杨清荷家门口，就算只看见背影，万一她哪天再撞见什么，那就完了。
那天晚上我给杨清荷发了条短信，说赵婶好像看见了，我们最近小心点。她回了一个好字，后面跟了个句号。我看着那个句号，心里沉甸甸的。
没过多久小军的学校开家长会，杨清荷去的时候碰上了小军的班主任，班主任说小军最近成绩下滑得厉害，上课走神，有时候叫他起来回答问题他都不知道老师讲到哪儿了。杨清荷回来之后情绪低落了好几天，我知道她是觉得小军可能察觉到什么了。那孩子虽然年纪小，但敏感得很，家里少了个爸爸，妈妈又经常不在家，他心里能没想法吗？
有一天晚上她又叫我过去吃饭，我去了之后发现小军也在家。那是我第一次在杨清荷家跟小军一起吃饭，小家伙坐在桌子对面，低着头闷声不响地扒饭，偶尔抬头看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打量有戒备也有好奇。我给他夹了块鸡腿，他接过去说了声谢谢，声音细细的，然后继续埋头吃饭。杨清荷坐在旁边，表情有点紧绷，跟我们两个来回说话，努力活跃气氛。
“小军，叫周叔叔。”她对儿子说。
“周叔叔好。”小军乖乖地叫了，但他看我的那个眼神让我心里发虚。那里面有一种不属于他年龄的成熟，像是已经看穿了一些什么，只是不说而已。那顿饭我吃得有些坐立不安，饭后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杨清荷送我到门口，轻声说：“你别多想，小孩子都这样，熟了就好了。”
我嗯了一声，心想但愿如此。
五月底的时候望河市忽然升温了，热得跟夏天提前到了似的。超市里开了空调，冷风呼呼地吹。有一天下午我正在搬货，忽然觉得头晕目眩，蹲在地上起不来。刘经理看见了，赶紧让人扶我到休息室坐下，倒了杯糖水给我。杨清荷从收银台那边跑过来，当着好几个同事的面蹲在我面前，用手探我的额头，一脸着急：“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我说没事可能就是中暑了，她这才松了口气。但王姐站在旁边，眼神在我们两个之间来回扫了好几圈，然后意味深长地笑了。那天晚上杨清荷给我发了条短信，说以后在超市里她也得注意点，别让旁人看出什么来。我说知道了。
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在这座小城里，在一个筒子楼里，在一个熟人社会里，秘密是最难保守的东西。但那时候我们被感情冲昏了头，总觉得能多瞒一天是一天，总觉得等时机成熟了就能堂堂正正地站在一起。可这世上的事哪能全按你设想的剧本走呢？
## 第六章 纸包不住火
六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和杨清荷的事还是被发现了。
那天小军被外婆接去过周末，杨清荷做了几个菜，叫我过去吃饭。我跟我妈说去同学家看球赛，然后溜到了隔壁。那天我们喝了点啤酒，一人一罐，她的脸泛起了红晕，眼睛亮晶晶的，话也比平时多了不少。她跟我讲她年轻时候的事，讲她刚嫁过来那会儿什么样，讲小军出生那天她疼了整整一夜。我听着，心里又软又疼。后来我们靠在沙发上看电视，她窝在我怀里，我的手圈着她的腰，两个人都有点醉醺醺的。
就在那时候，门忽然被人从外面推开了——杨清荷忘了反锁。一个头发卷卷的中年女人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袋橘子，目瞪口呆地看着沙发上抱在一起的我们。那个人就是赵快嘴。她大概是想来串门送东西，结果撞上了这出。
空气凝固了大概有几秒钟。杨清荷猛地从我怀里弹起来，脸唰地白了，嘴唇哆嗦着：“赵姐，我……”
赵快嘴的嘴张了张，手里的橘子啪嗒掉在地上滚了几个。她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杨清荷一眼，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她弯腰把橘子捡起来，放在门边，干巴巴地说了一句：“我……我改天再来吧。”然后她转身就走了，脚步又快又急，拖鞋在走廊上啪嗒啪嗒响了一路。
门关上之后屋子里静得可怕。我和杨清荷面对面站着，谁都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她慢慢蹲下来，把脸埋进膝盖里，肩膀一耸一耸的，无声地哭了出来。我蹲在她旁边，手放在她背上，不知道该说什么。窗外的月亮又大又圆，照得屋里亮堂堂的，可我觉得天塌了。
“完了，完了，”她低声说，声音从膝盖缝里漏出来，闷闷的，“明天整条巷子的人都会知道。”
我轻轻拍着她的背：“没事的，杨姐，知道就知道，咱们又不是做贼。”
她抬起头来看我，满脸的泪痕：“你不知道，望河市这地方就这么大点，人言可畏啊明远。我一个人倒不怕，可我还有小军，我不想让他被人指指点点。”
我看着她哭红了的眼睛，心里又酸又涩。那天晚上我回了自己家之后一宿没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赵快嘴那个眼神，越想越心慌。第二天一早我去上班，出门的时候果然感觉走廊上邻居看我的眼神跟以前不太一样了，虽然没人当面说什么，但那若有若无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背上。
到了超市，更糟。我前脚刚进员工休息室换衣服，就听见后面有两个女同事在小声说话：“……你听说了吗？杨清荷跟那个小周搞到一起了……” “不会吧，她比人大那么多，还带着个孩子……” “赵快嘴亲眼看见的，还能有假？”
我猛地推门进去，那两个同事吓了一跳，赶紧闭了嘴，表情讪讪的。我板着脸从她们中间走过去，一句话也没说。一整天我都憋着一肚子火，搬货的时候把箱子摔得砰砰响。杨清荷比我更惨，她坐在收银台后面，来结账的顾客里好几个都是杨柳巷的邻居，看她的眼神里有好奇有鄙夷有兴灾乐祸。她脸上还是带着笑，但那笑比哭还难看。
中午吃饭的时候休息室里几乎没人跟我俩坐一张桌子。王姐本来跟我关系挺好的，那天也躲着走，只在路过的时候悄悄拍了拍我的肩膀，叹了口气。杨清荷端着饭盒坐在角落里，垂着眼睛一粒一粒地数米粒。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目光里全是疲惫。
“对不起，”我说，“是我连累你了。”
她摇了摇头，没说话。
那天下午刘经理把我和杨清荷分别叫到办公室谈了一次话。我没听见她跟杨清荷说了什么，但轮到我的时候，刘经理坐在办公桌后面，表情严肃：“明远啊，按理说员工的私事我不该管，但你这事闹得满城风雨的，超市里人多嘴杂，对你对清荷都不好。你自己掂量掂量，还打算在这儿干多久？你跟你杨姐的事，想清楚了没有？”
我说我想清楚了，我跟杨姐是认真的。刘经理看了我半天，叹了口气：“你们年轻人啊……好吧，我也不多说了，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接下来的日子像是一场漫长的煎熬。我在超市里成了话题人物，走到哪儿都有人在后头指指点点。我尽量不去在意，该干嘛干嘛，但心里不可能不难受。杨清荷比我承受的压力更大，她毕竟是女人，又带着孩子，街坊邻居的那些闲话句句都像刀子。有一天我听见两个大妈在走廊里议论，说什么“三十岁的寡妇勾搭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也不嫌害臊”，我当时差点冲出去跟她们吵一架，被我妈死死拉住了。
我妈那几天脸色也不好看。她从赵快嘴那里听说了事情原委之后，整整两天没跟我说话。到了第三天晚上，她终于憋不住了，把我叫到客厅里坐下，我爸坐在旁边闷头抽烟。
“你跟隔壁杨清荷的事，你给我说清楚。”我妈开门见山。
事到如今我也没有藏着掖着的必要了，就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说了——我怎么借给她钱，她丈夫怎么去世，我们怎么慢慢走到一起的。我妈听完之后沉默了好久，最后说：“她比你大八岁，还带着个儿子，你想过没有？你才二十二，你图她什么？”
“妈，我不图什么，”我说，“我就是喜欢她，想跟她在一起。”
“喜欢值几个钱？”我爸忽然在旁边冒了一句，声音沉沉的，“你自己的工作还没着落呢，房子车子一样没有，你拿什么跟人家过日子？”
我被他说得心里发堵，但嘴上没再争辩。我知道他们说的是现实问题，可感情这东西不是用算盘能打出来的。那几天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我妈不给我好脸色看，我爸整天闷声不响。我夹在中间，觉得自己像一块夹心饼干，挤得透不过气。
杨清荷那边的日子也不好过。她哥知道了这事，专门从镇上赶过来跟她谈了一次，具体说了什么她没跟我详细讲，但看得出来她哭过好几回。小军在学校里也被同学取笑了，说他没有爸爸了，妈妈找了个小爸爸。那孩子回来之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杨清荷在门口敲了半天的门他才开。
有一天晚上她给我发短信，说我们分开一段时间吧，让大家都冷静冷静。我看了短信之后心里像被人攥了一把，疼得厉害。我直接跑到她家门口去敲她的门，她隔着一道门跟我说：“明远你回去吧，别让人看见。”我说我不走，你不开门我就站在这儿。她在里面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门开了条缝，我看见她眼睛肿得跟核桃一样。
“你进来吧。”她说。
我进去之后一把抱住了她，她在我怀里挣扎了一下就放弃了，把脸埋在我肩膀上又开始哭。我抱着她，拍着她的后背说：“你别听那些人的话，咱们自己的事自己做主，谁也管不着。”她抽抽噎噎地说：“我不是怕他们，我是怕耽误了你……你还这么年轻，以后有大好的前程，跟我在一起算什么……”
“你别再说这种话，”我打断她，“什么耽误不耽误的，我自己愿意。”
她哭了一会儿慢慢平静下来，抬起脸看着我，伸手摸了摸我的脸，指尖冰冰凉凉的：“明远，你真的想好了？跟我在一起，你要面对的东西比你想的要多得多。”
我握住她的手：“想好了，从第一天起就想好了。”
她看着我，眼里又有了水光，但这次她笑了，那种笑里带着一点破罐子破摔的决绝：“好，那咱们就不管别人了，爱怎么说怎么说去。”
从那天起我们反而豁出去了。在超市里不再刻意避嫌，中午一起吃饭，下班一起走，有人爱看就看，爱说就说。虽然闲话照样满天飞，但我们的心里反而踏实了。连刘经理后来都私下说了一句：“你们俩倒是挺有勇气的，这年月能顶住闲话的人不多了。”
真正让我感动的是我爸妈那边。他们虽然起初反对，但毕竟是自己的儿子，看我铁了心要做的事，渐渐也就不那么强硬了。我妈虽然嘴上还念叨“你自己想清楚将来别后悔”，但有一次碰见杨清荷在走廊上晾衣服，她主动打了声招呼，还问了一句“吃了没”。杨清荷受宠若惊地应了，回来跟我说的时候眼圈都红了。
最难的还是小军那边。小家伙始终不怎么搭理我，见了我最多叫一声周叔叔，然后就把自己关进房间里。我知道他心里别扭，他没法接受一个只比他大十几岁的男人变成他妈妈的新对象。杨清荷也很头疼，跟我商量过好几次怎么办，我说不急，慢慢来，小孩子需要时间。
于是我开始有意无意地对他好。下班路上碰见小卖部，买根雪糕或者一小袋糖果，托杨清荷带给他；周末去公园散步，叫上他跟我们一起，虽然他不情不愿的，但被杨清荷硬拉去之后玩得倒也开心；他去文具店买本子，我主动掏钱；他写作业遇到不会的题，我厚着脸皮凑过去教，哪怕他有时候压根不听。
这样持续了大概一个多月，小军对我的态度总算有了一点松动。有一回我去杨清荷家吃饭，小家伙破天荒地把自己的玩具小汽车拿出来给我看，还问我知不知道这个是哪个动画片里的。我虽然不知道，但还是顺着他的话题聊了一会儿。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杨清荷在旁边看着，脸上带着一种欣慰的笑。
七月底的一个傍晚，我下班回来走到五楼，看见小军一个人坐在走廊的地上玩弹珠。我走过去蹲在他旁边，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头继续玩。我陪他玩了一会儿弹珠，两个人你一下我一下，竟然玩了将近半个小时。
忽然他抬起头来，小脸上带着一种跟他年龄不太相称的认真：“周叔叔，你喜欢我妈妈吗？”
我手里的弹珠停住了，看着他的眼睛。那孩子的眼睛跟他妈妈一模一样，黑亮亮的，里面映着我的影子。我认真地说：“喜欢。我会对她好的。”
他低下头想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忽然他小声说了一句：“那你别让我妈妈哭。”说完他站起来，把弹珠装进口袋，跑回家去了。我蹲在原地，眼眶酸得厉害，使劲眨了两下才压住那种想掉眼泪的冲动。
那天晚上我把小军说的话转述给杨清荷，她的眼泪当场就掉下来了，又哭又笑地抱着我说：“这孩子……这孩子跟他爸一样，闷葫芦一个，其实心里什么都知道。”
我搂着她，心里百感交集。那些闲言碎语还在飘，赵快嘴的嘴还是没闲着，街坊邻居的眼光也还是刺人，但那一刻我觉得什么都不怕了。最难翻的山已经翻过来了，最长的夜就要熬到头了。
## 第七章 风雨之后
小军那句话像是打开了一扇门，之后他对我虽然还是不算热络，但至少不再排斥了。有时候我去他家吃饭，他会主动给我拿筷子；周末我跟杨清荷带他去公园划船，他也不像以前那样板着脸，偶尔还会笑一下。杨清荷看着我们俩一点点亲近起来，眼眶红了好几次，但她不让我说破，只在没人的时候偷偷攥一攥我的手。
那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