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惜时伤别古今同理的缘故吧，有流行音乐教父之称的台湾著名音乐人罗大佑，在创作演唱了《恋曲1980》之后，又炮制出《恋曲1990》。之后，恋曲成为一种音乐时尚，艺人沙宝亮又出版了《恋曲2012》。这种集体凭吊式的追怀，有着超越种族，超越时空，超越地理的情感共鸣。
再回首，在年终岁尾的无奈时分，对于我这样一个不再年青的“老”男人来说，祭奠陪伴我走过的时光，感恩帮助过我的人，不单是一种心境，更是人生走向成熟与饱满的修行。庄子有言：“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这忽然之间，已是一生一世，而相对于更加短暂的一年，岂不是昙花朝露？
盘点过去的一年，我都经历了些什么呢？出了一本书。装了一回房。搬了一次家。买了一部车。还有孩子到城里入学。还有液化气爆炸，零点一秒的生死时速。还有刚刚发生在昨天风雪中，眼睁睁看着同事们乘驾的轿车仰面翻倒在路旁的深壕里……这些或喜或忧或惊或惧的往事，哪一件不是刻骨铭心？哪一件不是件件如昨？哪一件不是令人辗转难眠？然而，称得上最最难忘层次的，还得说是我作品《响沙文集》座谈会。
事情发生在四月，我把新出版的散文集送给县文联主席巴进师兄。他之前通读过我的文稿。接过书，他随口就是一句：“哪天开个作品研讨会吧！”我不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知道自己的斤两，因此，只当他姑妄言之，我姑妄听之。我并没当真。只是一笑而过。可言犹在耳，不过一个时辰，当我把书当面呈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书序作者，市文联创评部主任金鹰士老师时，她对在座的县作家协会主席韩继良老师建议：“开个升良的作品研讨会或者座谈会，给辽阳县的业余作者们打打气，很有必要！”她话得到了继良老师的首肯。这件事就处定下来了，可我却一脸茫然，不知从何着手。
忽一日，接到鹰士老师的电话，她向我垂询作品座谈会的事，我却支支吾吾，一问三不知。我能感觉到她在电话那端的着急。知道我不明臼里，又担心县文联、县作家协会衔接不好，她一面要我尽快与两部门协商，一面又担心我磨不开脸面，背着我亲自打电话给巴进和继良老师。其间，鹰士老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每一回都是不厌其烦，谆谆教诲。对座谈会，她事无巨细，细致入微，不仅让我开列聘请与会名家的名单，而且对发言者要形成书面材料更是千叮咛万嘱咐，生怕座谈会开得太水，太浮，太过随意。她再三强调，文学是严肃的事，来不得半点敷衍、马虎与草率。她建议把时间定在纪念毛主席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前，并主动请缨，代我聘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诗人宁泉溪，市报社社长、总编辑、作家李大葆，省特约评论员、教授、作家刘新洲，嘱咐我尽快把书送过去。虽然隔着时空，但我仿佛看到了她奔波的身影，她焦虑的目光，她慈祥的音容……我不能对不起她。我更不敢懈怠。
所有的人都被她调动起来，宁部长的贺诗、大葆总编的评论文章陆续经她之手转给我。她又嘱我写回置。我被她的热情感染着，也感动着，只庆幸自己命好，遇到她这位恩师。会议进入倒计时，继良老师的电话第一句总是：“郭部长，向你汇报一下……”简直让我无地自容。
开会那天，素未蒙面的省内著名评论家刘新洲老师来了，带来了他的《美好生活的痛苦追寻》。省散文学会副会长、总编辑马鹏程先生来了，带着《辽海散文》鞍山编辑部的周忠顺、庄士达两位老师和他的《一部歌者诗情画意的诉说》。鹰士老师来了，带着宁部长的五律《读郭升良散文金鹰士序》、李大葆总编的《绚烂的从容》和她自己的《作家的精神高度》。会上继良老师以《奖掖创作繁荣文学》开篇，作家赵乃鹏作了《灵魂文字情感人生》，马清涵老师作了《以情为本的诗化篇章》，巴进做了《营建园地浇灌百花》报告。第一次晤面的王钧利校长即兴赋诗一首，贺《响沙文集出版》。师友们的讲话令我心动情动，县报社副刊编辑蒋丽英大姐的发言更是让我几次落泪，她对我创作生涯的追述，对我已然遗忘的作品的熟悉，对这次座谈会文稿的收集、编校与刊刻，都令我情不自己，一次次泪湿眼底。而鹰士老师穿插其间的发言与点评，更是触及我的灵魂。我只能一次次离席向她和与会的师友们鞠躬致谢。
大文豪歌德曾说过：忘掉今天的人将被明天忘掉。师友们的爱，我不会忘，不能忘，也不敢忘。明天的路上，我会带着宁部长“珠玑凝雅趣。仗笔益前行。”的叮咛，走向鹰士老师期待的远方，在新洲老师的指引下追寻，在大葆老师的呵护下绚烂地从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