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佳骏散文集《天生斯民》，通过镂刻生活中的无名之辈，表达对生命之光的渴念与追求。如果没有对民生之艰的深切体察，没有对民生之痛的抚慰欲望，《天生斯民》的文字不会有不断往下的扎根之力，也难以有永恒向上的倔强之态，吴佳骏的努力不单是一种对当代中国念兹在兹的关切，更是对当代散文发展和拓进的力行。
在十四篇散文构成的文集中，作者绘制出父女、母子、夫妇、姐妹、兄弟、祖孙、恋人、同事、同学、朋友等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在每一种关系中去勾勒众生之艰。写绝境是一个作家的必修课，有些作品是俯瞰的姿态，尽数呈现出绝境的外部轮廓，有些作品是微距的观察，无比详尽地写尽绝境的滋味，两种方式都是作家为绝境赋形的尝试。而吴佳骏选择了与绝境同行，不但更为具象地梳理出生活之艰的现实原因，而且还立足于长时段的分析指向历史成因。吴佳骏既没有采用小说新闻化的文体，更不使用报告文学、非虚构这种形式，而是老老实实在传统的散文体裁中，以具体的人物关系来讲述，多了一层肉身的体温。
即便是带着温度的写作，作者也从不回避对于幽暗人性的拷问。有关人性的复杂，存在主义哲学已经走得很远。吴佳骏也直面深邃的人性，但并不是哲理化的、思辨性的，他对人性的思索是经由事件性的铺陈之后不断追问，由此获得一种叙述动力。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肉体生长的地方》中乡下“规矩”的诞生，人情被金钱量化，《灵魂遗物》中轻生少年的母亲一手铸成家破人亡，却是自身童年爱的缺失的异化，《被逐出天堂的人》中那个为了改变家族命运的穷孩子，被乡村恶霸倾轧……人与事交织在一起，弱化了作者的主观审判，留给读者思考的空间。
正因为作者把自身从审判他者的位置上挪开，所以事件总是以自我的审判为起点，无论是以自己生日为开端，对自己与父母关系的反思，还是虚拟的出租屋观察者“我”对个人责任与担当的怀疑与动摇，都表现出作家对主体的步步追问，这种追问也反映出作家对干净、清洁精神的一种向往。越是锋芒毕露和不留余地朝向自我，越是对他人怀有体谅和悲悯，说到底，也是作家以自我审判来救赎他人的理念再现。
何以有这样的理念呢？或者说，吴佳骏的文学视野与社会视野缘何而成？在他的作品中隐约有所显示：这是知识分子传统的继承与激活，主要由俄罗斯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两种传统组成。吴佳骏对俄罗斯文学中的真理探寻者和殉道者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并且他也将坚持一种道德上的纯洁性作为自己的文学使命，但他也有不同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地方，吴佳骏把自己定位为草根出身，这就使得他不是在一种乌托邦色彩上去接受俄罗斯影响，而是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转换为本土实践，发扬了与人民在一起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这个精神谱系从柳青、路遥、陈忠实等一路而来，活在他身边的当代知识分子成为他的文化传统资源。客观来讲，任何精神资源的文学实践都离不开作家自身的挑拣和吸纳，像吴佳骏这样清醒而执着地践行这些精神，足以见得他对自己的散文有着多么自觉的文体意识。
这也恰恰是《天生斯民》散文集在当代散文中具备辨识度的缘由。中国散文传统由来已久，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不管是载道说还是性灵说都已经不能满足当代中国人的心灵需求，于是又演变出来多种体式的试验，有一类散文力求回避“我”的存在，试图建立一种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平衡，但实际上，散文之为散文，个人立场不可或缺也永不退场。然而怎样让“我”出场，则需要创造性。吴佳骏的发明是将“我”一方面置于乡土中国伦理关系中，这样保证散文的书写不拘泥于“小我”的抒情，也回避了“大我”的空洞，这种“中层”逻辑保证散文的根基牢实，且具备一定的沉思距离。另一方面“我”的倾听和凝视，使得散文兼具情感的演绎和现场的鲜活，让作者毫不妥协的拷问姿态，既有迹可循又指向明确。当AI成为文学的帮手和对手的时候，走哪一条路继续写下去，往往萦绕在作家的脑海中，甚至踟蹰于笔端。可是，吴佳骏说自己相信写作的宿命，这种绝不回头的、一往无前的干劲在《天生斯民》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他从未放弃过对于自我和世界关系的思索，这一次，他把这种关系牢牢地系于斯民。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评论家）
原标题：《他将对于自我和世界关系的思索，换一种方式讲述》
栏目主编：陆梅 文字编辑：何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