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我出生在河南辉县的一个普通农家。从小在农村长大，求学之路，始于乡村。小学和初中，我就读于村办学校，给我们授课的都是学历不高却极为负责的民办老师。
记得那时，小学语文老师时常把我叫到办公室面批作文，告诉我怎么开头、结尾，如何遣词造句；初中数学老师是个庄稼汉，当我带着难题请教他时，哪怕他正干着农活，也会放下农具，顺手找一根小木棍在地上写写画画，循循善诱，直到我把问题搞明白……这些扎根乡土的老师，他们一丝不苟的教学态度、无私付出的奉献精神，深深影响着我、激励着我。
1986年，我考上河南师范大学政教系政教专业，因为年龄偏大，我格外珍惜学习机会。必修的《资本论》课程，让我与政治经济学结下不解之缘。刘玉珂老师逐篇、逐章、逐节讲授《资本论》第一卷，深入浅出，风趣生动，把抽象的理论讲得明白透彻，激发了我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浓厚兴趣。
可对初入学术殿堂的我来说，面对《资本论》这样的鸿篇巨制，读起来非常吃力。于是，我在图书馆阅读多部解读《资本论》的著作。最喜欢的是陈征先生的《〈资本论〉解说》，这是全国最早解读《资本论》全三卷的著作，140余万言，读后对原著的理解有种通透的感觉。《〈资本论〉解说》仿佛一盏明灯，引领我走上了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路，让我在学理上接受、信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自内心折服于原著的伟力和魅力。
大学毕业后，我被学校推荐到河南大学经济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师从周守正、许兴亚，他们对《资本论》研究造诣极深。3年的文本学习，让我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立场、基本方法和基本原理的认知。
1993年，我考取了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师从陈征和吴宣恭，授课的还有胡培兆，他们堪称一代学术大家。陈老师一辈子重点研究《资本论》，吴老师重点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特别是产权理论。他们都采用研讨式教学，提前布置研讨题目，学生发言，老师点评，师生互动，相互启发。
1996年博士毕业后，我进入中央党校工作，先是被派往山东济宁新兖镇参加基层锻炼。虽然时间不长，可我却初步认识了快速转型的乡村状况，了解了农民的所思所想、所急所盼。这段宝贵经历让我初步接触了社会，对以后的教学、科研都很有帮助。
中央党校是培训党的中高级干部的最高学府，担负着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重任。培训对象来自各部门各地区，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这在客观上对授课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既需要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和高度的概括能力，还需要了解历史特别是党史，熟谙实际，要对学员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有充分研究，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
教学的特殊性，决定了教员必须深入调研，了解情况，既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我每每写论文遇到困惑时，就会到实践中找答案。调研方式多种多样，可能是有组织的调研，深入社区、农村、工厂、学校等考察座谈；可能是利用节假日，在走亲访友、旅行观光中了解社情民意；还可能是利用课间与学员交谈了解情况……只有多多走进社会“大课堂”，勤接地气，才能真切感知经济社会实际运行状况、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才能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
从教30年，我既感荣幸，又常觉压力。品读经典、深入调研、勤于写作，是我始终如一的治学习惯。
品读经典，犹如穿越千年的相遇，与古圣先贤促膝交谈，聆听教诲，滋润心性。
我主要读三方面的经典：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只有反复品读，从中真正体悟马克思主义大本大源，才能更为深入地搞清楚党的创新理论的思想之源，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道理学理哲理，找准做学问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从《诗经》《楚辞》到“四书”，从《史记》《资治通鉴》到《贞观政要》，从唐诗宋词元曲到明清小说，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世、待人接物、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三是外国经典著作，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读书要思考，所谓“为学之道，必本于思”。品读经典要读活书而不能读死书，要在阅读中思考、品味、咂摸，在理解中把握其精神要义，在理论比较中鉴别长短，在联系实际中领悟当代价值。就我个人来说，还要笔不离书，随时将思想火花留作旁白，阅毕或长或短做一小结，把书中道理与现实问题相结合……
（作者：赵振华，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记者张胜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