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在外访时曾引用意大利著名作家莫拉维亚的话，说“友谊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志同道合的结果”。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除了最为知名的“桃园三结义”，还有许多值得称颂的友情。
「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
相传战国时期，一个名叫左伯桃的贤士从北方出发，南下投奔正在招贤纳士的楚王。
当时正值冬天，路途上风雨交加，左伯桃为了避雨，敲门进入路边的一间草屋。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位读书人羊角哀，并劝说他带上干粮、行李，同自己一道前去楚国。
两人一路南行，没想到天气越来越冷，还下起了大雪。眼看着干粮快要吃完了，左伯桃决定把食物与衣物都交给羊角哀……最终，羊角哀到达楚国，并被拜为上卿，完成了他和左伯桃共同的志向。然后，他返回路途，安葬了左伯桃。
这则故事最早见于刘向的《列士传》，后来在民间多有流传，并铺陈演义，加入许多细节，收入《喻世明言》。在传统戏曲中，也有《羊角哀》这一剧目。
左伯桃与羊角哀的相识相交，是出于共同的兴趣和理想，也就是志同道合。他们都饱读诗书，都希望能在那个群雄争霸的时代施展自己的才华。这构成了他们生死相酬的前提。
这样的相知，在审美的意义上，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高山流水。钟子期不仅洞悉了琴师伯牙弹琴时的重要特点，还能准确感悟琴声中的旨趣，在抽象的音乐中听出具象的巍峨之山、浩荡之河。听者和弹奏者心念一致，使得伯牙与子期引为知己。
这则故事见于《吕氏春秋》，后世不断传颂、再创造。由其衍生的“知音”一词，至今仍被视为友情的至高境界。
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频繁更替、世事动荡，却又留下很多文人轶事。最有名的，就是“竹林七贤”的故事。
“七贤”之中，嵇康、阮籍与山涛属于中心人物，他们都热爱老庄学说，并因此而相知。尤其是嵇康，他旷达不羁、不拘礼俗，喜欢服散、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当时是曹魏末期，主持朝政的司马氏看中嵇康的名声，想征召他为官，嵇康却躲到河东郡以“避世”。
山涛虽同样喜好老庄之学，但少小即有“三公之志”，后来投靠司马氏，在政坛谨慎周旋。山涛升迁时，打算举荐嵇康接任自己原先的官职。嵇康听说后，写下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
这则“绝交”故事，从另一面说明了友情的基础：志同才可道合。当价值理念不相投，原本的互相欣赏也就消失了。史书记载，嵇康的态度激怒了司马氏，最终获罪。临死时，他弹下《广陵散》这一绝响。
志趣、理想的相知如此困难，以至于人们常常浩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古诗文中也常有这样的诗句，如“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抗金名将岳飞也曾抒怀：“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利益融合的金兰之交」
如果说志同道合是友情的前提，那么结为“金兰”就是更加紧密的友情了，成为彼此的社会支持。
“金兰”一词源自《周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后世常用它来表述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结为兄弟姐妹的行为。
传统社会，家族是基本结构。陌生人之间想要突破家族建立社会联系，往往会模仿亲属关系，如收义子、拜干爹干娘、结拜为兄弟姐妹。
在四大名著中，整部《水浒传》可以说是一部结拜、聚义的故事。小说的第一个精彩情节是鲁智深怒打镇关西。在那之后，他四处逃亡，最后落脚到东京大相国寺管菜园。他倒拔垂杨柳，征服了一帮泼皮，一起大碗斟酒、大块切肉。半酣时，鲁智深拿出重62斤的浑铁杖，“飕飕的使动，浑身上下没半点儿参差”。这时，墙外一个官人喝彩道：“端的使得好！”这个“豹头环眼、燕领虎须”的官人就是禁军教头林冲。
鲁智深和林冲互相都很欣赏，便在槐树下席地而坐，聊得高兴起来当场结义。从这里，小说开始引出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
这样的结义，在《水浒传》中比比皆是。当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聚在一起，并按照年龄排出长幼座次时，就形成了梁山好汉聚义的雏形与核心结构。
“兄弟结义”形成更为紧密的政治联盟，也使得起义规模越滚越大。最后，在聚义堂上一百单八好汉“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宋江虽是领袖，却仍然称呼众人为“众兄弟”。
类似的“结义”不仅存在于男性世界，在女性世界中也不少见。
1947年，10位越剧女演员共同演出《山河恋》，筹资成立属于自己的剧场，以摆脱戏霸的垄断与压迫。尽管“越剧十姐妹”没有正式结拜，却展现出了十足的结盟力量。
后来，“越剧十姐妹”之一的筱丹桂由于情感和事业双重压迫而自杀。其余九姐妹登报发表联合声明，为筱丹桂讨回公道，终于使得罪魁祸首站上了法庭。
「风雨同舟的患难之交」
人的情感是会变的，处境也并非固定。在诱惑和困难面前，即使结盟，也有可能遭到背叛和决裂。无论是莫逆之交，还是金兰之交，只有经受住了考验，才能称得上是风雨同舟的患难之交。
《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是广为流传的经典故事。可是，如果只有桃园中的结拜，恐怕并不会成为传奇。是刘关张遵守诺言，共同经历了战争、逃难、误解，才能成为牢固的同盟，不是血缘兄弟，胜似血缘兄弟。
一次著名的考验，就是刘关张在战争中失散后，关羽为了保护刘备的眷属，被曹操包围劝降。关羽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降汉不降曹；第二，给刘备提供俸禄，发给刘备眷属；第三，一旦找到刘备，立刻前去投奔。
曹操有爱才之心，答应了关羽的条件，还提供种种厚遇，想要软化对方。但关羽一直“身在曹营心在汉”，接到刘备的书信后就立刻挂印，“过五关斩六将”，前去与兄弟重逢。
而在另一边，尽管张飞误以为关羽已背叛兄弟，但刘备始终相信“桃园三结义”的情谊。这种信任始终是相互的。经过“关云长千里走单骑”，兄弟情经受住了患难的考验，牢牢地稳固下来。
在近代，这样的患难之交也不少见。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来自革命先驱、“鉴湖女侠”秋瑾和她的朋友。
秋瑾在北京时，认识了一位官宦家的女性吴芝瑛。吴芝瑛自幼聪慧，早年便以诗、文、书法闻名。她与秋瑾一见如故，两人交换了兰谱，结为金兰之交。除了谈论诗文，还举办进步妇女“谈话会”，纵论国事。
在一次聚会中，吴芝瑛为秋瑾写下对联：“今日何年，共诸君几许头颅，来此一堂痛饮；万方多难，与四海同胞手足，竞雄世纪新元。”
秋瑾想要赴日留学，丈夫却极力反对，并切断其经济来源。于是，吴芝瑛变卖首饰，资助秋瑾赴日留学。秋瑾因此得以冲破束缚，东渡日本。
从日本回国后，秋瑾在上海筹办《中国女报》，宣扬男女平等。此时，在上海居住的吴芝瑛继续支持秋瑾，不仅自己慷慨解囊，还在家中设宴遍请沪上名媛，发动大家集资。
1907年，秋瑾留下一句“秋风秋雨愁煞人”慷慨就义。她的尸体一度曝晒，无人敢去收尸。吴芝瑛闻讯之后，与秋瑾的另一位支持者、同路人徐自华书信往返商议，决定完成秋瑾“埋骨西泠”的遗愿。
她们一人买地、一人建墓，秘密迁运灵柩，葬在西湖边上，并撰写碑文，召集致祭大会感慨“天地苍茫百感身，为君收骨泪沾巾”。
这种从共同的志向出发建立的个人情谊，共患难、同甘苦，是更高层次的友情。它有另一个响亮的名字，那就是革命友情。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遇到了蔡和森。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到了极处。”为了救国救民，他们一起读书、讨论、调查，共同发起新民学会。随着十月革命爆发、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他们又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有一段时间，两人都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对外以“王氏兄弟”相称，还同住在一栋楼房里——蔡和森夫妇住楼上，毛泽东夫妇住楼下。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两人共同领导上海工人运动，一同编报纸，给工人办夜校。
当时的斗争环境十分严酷，不仅有外部围剿、有战争，还有内部的路线斗争，但毛泽东和蔡和森常常都能生活上互相照顾、工作上相互配合。当蔡和森被国民党杀害之后，毛泽东深情追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在中国革命史上，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出于共同的理想，为了同样的目标，大家结成战友，渡过重重难关。其间，不仅有中国的革命者，也有许多国际主义战士，如白求恩与聂荣臻就曾结下深厚情谊。
有理由相信，无论是莫逆之交、金兰之交，还是患难之交，传统的思想文化与精神资源一定会持续焕发新的蓬勃生机。
（作者：上海艺术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 吴筱燕）
栏目主编：龚丹韵 文字编辑：夏斌 题图来源：图虫 图片编辑：笪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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