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谦语谈书风
编辑|谦语谈书风
马克思提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艺术的广泛价值及其自身涉及的问题意识愈来愈值得发掘和研究。是枝裕和执导的《小偷家族》作为优质电影的代表，围绕家庭视角在主题上做了很大突破。
在影片中，导演冷静地将现代文明社会的症结和盲点展示给观众，把现代传统家庭的人员组成、伦理道德、生存价值、人性道德都进行了细致的呈现与解析。
把毫无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故事放在“家”的空间里，将现实社会与真情流露完美融合，对家庭题材片做了新的尝试与设想。
对比自己之前影片中对家与爱、生命与价值、善良与邪恶、生存与死亡等问题做了新的思考，影片彻底实现了由家庭表面到家庭内部情感关系的升华。
伦理意识下的家庭观
现代都市文明代表着新时期人们乐观向上、敢于创新的现代主体精神。城市空间学者列斐伏尔指出大都市空间生产的同质性与中心性带来的弊病:“与社会的都市相伴随的，就是都市生活的恶化:中心的突然出现，从此以后放弃社会生活——人们被分配、隔离在空间中。”
这样，在城市不断发展壮大、资本空间大幅上涨的社会发展中，一系列新的伦理自然出现。其中都市伦理对乡村传统伦理的僭越是都市空间生产中的一个显著特征，主要表现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现代都市单元结构层级上。
传统宗法的重视和地缘纽带关系变为注重契约与规则意识的现代城市“陌生人伦理”的诞生。《小偷家族》人物活动背景正是现代化大都市，它以现实主义叙事完成对日式伦理结构两方面的修正，并以先锋姿态抵达对现代人们伦理秩序失调问题的深度聚焦。
非血缘关系的家庭构建
第一步需要探讨的是人物之间的血缘伦理结构，具体体现为对传统伦理的僭越。依照都市发展经历，现代都市伦理与乡村伦理相比较发生巨大的改变，现代都市伦理的发展历经扬弃和改造的过程。
现代都市伦理摒弃了乡村乡里人间的各种关系，特别是血缘间的纽带关系，以社群和家庭建构起一个自给自足的都市化社会。在家庭为单位的集体中，血缘与规则同时存在。《小偷家族》在家庭伦理单元的构成上打破了我们对现代都市伦理的既往认知。
导演构建了一个微型的“情感乌托邦”——小偷家族，在这个家庭中，六个人物之间不存在血缘关系，却被不经意地拼凑组合在一起。影片中的“妈妈”信代，“爸爸”柴天治，“儿子”祥太，“姐姐”亚纪“妹妹”尤里以及“奶奶”组成的家庭，实际上都不存在血缘关系。
“家”已经呈现出来，“家”的感觉当然也要展现。小偷家族成员地位的卑贱和道德的污点没有阻碍他们相互之间产生自然、真实而又纯真的情感。
与此相反，他们将重组的家庭情感看作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家庭中的个体之间来说，他们主动屏蔽掉任何伦理道德的规则和伦理的约束，宁愿选择本能的“善”的伦理依赖。
影片《小偷家族》中，导演组建了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家庭，家庭中的每个成员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由于在原来家庭中的种种遭遇，每个人选择了“逃离”之前的家庭，最终组成这样一个看似温馨的临时家庭。
电影对血缘关系的无情和冷漠发出挑战，表现出对传统伦理的不信任。表面上来看这个家庭跟普通家庭的三世同堂并没有什么不同，大家在一起吃饭、说笑、玩耍，乃至夫妻享受鱼水之欢，都在导演标签式的镜头下娓娓道出。
然而，在这个温情洋溢的亲情之下却是几乎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物。导演构建起一个微缩的“情感乌托邦”，每个个体脱离自己的原生家庭，忽视道德和伦理的谴责，本能的选择一种“善”的伦理依赖。
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卑微，行为违背伦理，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挡他们彼此之间产生纯真、美好而又真挚的情感。电影《小偷家族》探索了无血缘家庭个体之间的关系，将这个家庭的构建、维系、解体整个过程呈现给观众。
伴随着电影故事的讲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个重新构建的家庭中，每个个体之间相互依赖，即便在伦理序列上有着诸多“裂痕”和“差异”，但是家庭“和睦温馨”的表象无不透射着善良、和睦的伦理意向。
柴田一家依靠奶奶初枝的养老金和偷窃来维持生计，在一家之主柴田治和儿子祥太捡回遭受虐待的小女孩尤里后，这个家庭的秘密逐渐揭露的故事。血缘是生物内在的链接，是承认家庭情感的最基本的关系。
《小偷家族》则试图从相反的角度去诠释另一个结论。在这个家庭中，柴田治和信代充当“父母”角色，信代原本生活在一个有家暴倾向的家庭中，在风俗店认识了情人柴田治。“儿子”祥太只是他们某天从车里捡来的孩子。
“姐姐”亚纪因为父母对妹妹格外的重视，最后选择离家出走。而孤寡老人初枝奶奶的身份，其实只是亚纪爷爷的前妻，后来加入到这个家庭的尤里，也是从别人家里“偷”回来的。
一群人背离道德的训斥和伦理的指控组成了一个能够彼此相互取暖、相互陪伴的“情感乌托邦”。每个人选择一种“善”的伦理依赖，得到属于自己的心里慰藉，彼此安慰，相互取暖。
超血缘关系的家庭维系
艺术化的乌托邦及其假定性特征带给人们一种幻觉，米歇尔·福柯认为:乌托邦是没有真实场所的地方，这些是同社会的真实空间保持直接或颠倒类似的总的关系的地方。
为了展示“善”的外壳下的人物举动，电影将其放置于特定的现实主义规整的叙事肌理之中，以此对抗都市空间的殖民化和等级化。电影直接挑明了血缘关系的善恶，呈现出对传统伦理的质疑和排斥。
作出对都市伦理的僭越之余，影片拿传统伦理秩序中的“差序格局”作为身份识别的道具，用细节描述血缘“割裂”后个体之间伦理关系重建的种种热情和努力，这种重建主要通过个体对传统秩序及其蕴涵的伦理价值的追求来实现，进而通向“善”的目的地。
“善”呈现在人物之间的和睦相处。小偷家族中的6个成员，脱离原生家庭组合在一起，寄居在几十平米的平房内，每个个体都有一段隐秘的过去。
个体间并没有血缘关系却超越血缘关系，既然在血缘上已经无法回到过去，取而代之的是抱团式的取暖，他们相互安慰，在彼此身上寻找失去的温暖。
影片中，用“母子”来形容信代与祥太的关系或许有点勉为其难，那种若即若离的感觉给人一种“距离美”；而尤里的到来将信代母亲身份的伦理欲求给予最大程度地外化。
尤里身上的伤疤拉近了与信代的距离，信代给尤里买新裙子，照顾尤里的生活起居等，无不展现出信代的母爱之情。柴田治一直渴望祥太能够当面喊他一声“爸爸”而非“叔叔”，体现出亲近性伦理的遵守和认可。
柴田治看见楼下踢球的父子俩，会忍不住的“模仿”，在和祥太的沟通互动中，如柴田治追逐离去的汽车那个场景，父子俩之间仅隔着一层玻璃，这些无不反映出人物本能地对伦理秩序的渴望与找寻。
导演成功地呈现出“善”之伦理的家庭模板，让人物在这其中“自由生长”，共同抵挡外部世界的文明秩序。
一家人用暂时性的温暖和陪伴置换了原本缺失的伦理结构，并在一种遗忘过去的策略支配下完成了自我的满足。导演借现实主义之笔完成了电影的批判指涉，也明确了乌托邦潜在的种种危机。
无血缘关系的家庭解体
人伦失序引发本能的“怒”的可能性发展。从社会学角度上看，影片《小偷家族》展现出现代社会人伦关系和家庭组织面临的种种危机。
曾经有学者指出，家庭关系的改变“让日本人感觉到社会危机的风险”，进而指出“日本家庭中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小偷家族看似组建起一个完整地家庭关系，一群毫无血缘关系的成员之间组合在一起抱团取暖，填补原生家庭中失去的“角色”位置。但是，信代杀害丈夫的前科暗示着她黑暗的过去经历，展示一个普通女人面对伦理失序引发的一些列的结果。
亚纪被迫脱离原生家庭从事情感服务工作，这一切映射着一般不涉及公共领域的家庭隐私中可能引发“怒”的可能。影片以揭秘式的表达方式探视小偷家族中爱的空缺与人伦失序的危机。
影片中，祥太的一举一动左右着家庭的变化。祥太表面上已经习惯了“偷窃”的一家人，实际上内心暗流涌动。他已经对彼此之间的伦理关系产生怀疑。他是整个家庭中第一个觉醒者。
当大家沉浸在亲情、爱情的美好中，他被动接受这个特殊家庭所带来的“阉割”，可暂时的情感满足不了内心成长的需求，他希望了解自己，希望尤里不再偷窃，他期待打破现在的秩序，踏入一个全新的能够带给他尊严的世界。
终于，他寻得一个通往外边世界的机会，却由此引发“小偷家族”的崩塌。祥太终于释放内心压抑的情绪，到底是因为信代和柴田治还是原生家庭中的父母？人伦失序才是引发“怒”的导火索。
结语
一切艺术的根源都是生命，生命意识的产生源于对生和死的认知和感悟。生命意识体现在影视艺术作品中则是导演个人尝试呈现在影片主题之外的意义延伸。
对生命存在和死亡主题的探索，对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关怀，以及对生命个体生存环境的关照，都是影片中生命意识的体现。影片《小偷家族》的主题、题材、艺术基调等都蕴涵着生命意识。
是枝裕和关注底层社会人员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碰撞。除了表达“敬意”之外，影片更有对生命无法摆脱的“长度”“深度”的清醒认识：生命有限、死亡威胁、自我认知、“伦理”等的限制，无不残酷地揭示生命的某种“真相”，引发观众的严肃思考。
该小节笔者通过分析是枝裕和作品《小偷家族》主题中的生命意识，以及导演对生死观念的解析，试图完成对多元主题之一的追寻，达到深入地挖掘影片《小偷家族》的价值蕴涵。
